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100年来，中共先后有12个中共党魁。第一个党魁陈独秀，任职时间从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之后，陈被撤职、开除党籍、被诬陷为“日本间谍”，被扣上诸多“莫须有”的罪名。
被撤销一切职务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或避难，当过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科学长，是五四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鼓动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工作。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到达上海，提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操控下，在中华民国境内，进行了大量反政府活动。用今天中共的话说，就是进行了大量“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在中共党史上，称之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以失败告终。
当时，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一些做法，但反对无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头上。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主持会议，撤销陈独秀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开除党籍
1929年，因中方收回中东路的路权，苏联发动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正是在这次战争中，苏军占领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
1929年7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中共“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
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声援苏联，并决定8月1日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11月26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发表演说称，“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刘伯承等，也积极响应，参与“国际义勇军”，与国民政府军张学良部作战，协助苏联进攻黑龙江海拉尔。
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却因反对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
被诬蔑为“日本间谍”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判刑13年。1937年8月23日，陈提前获释。出狱后，陈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
1938年1月28日、2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回延安后，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章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亲日派唐有壬介绍，与陈独秀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结果是：陈独秀“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陈独秀每月300元津贴。收到津贴后，陈独秀在日寇指示下，大唱帮助日本侵华的双簧戏。
康生文章的发表，犹如引爆一颗炸弹，立时舆论大哗，不仅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亲共人士，也群起为陈独秀抱不平。
1938年3月17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任董事长的《新华日报》继续煽风点火，发表《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短评，一再要陈独秀作“公开正式声明”。
次日，陈独秀在《致〈新华日报〉的信》中写道：“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我）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陈独秀与中共决裂
1938年，在武汉期间，董必武受中共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但遭陈拒绝：“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
之后，陈独秀辗转到四川。期间，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曾到江津探访陈，继续劝陈写个检讨，回延安去。陈说：“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见劝不动陈，周恩来吩咐他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100块银元递给陈。周说，钱是“互济会”捐助的，请他一定收下。陈说什么也不要，坚持退回了钱。
陈独秀晚年的反思
陈的《最后政治意见》写于1940年11月28日。陈多次表示，他的看法“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形成的。
他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斯大林的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老友郑学稼的信中写道：“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陈独秀贫病中去世
陈独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石墙院，生活非常窘迫。夫人潘兰珍避着陈典当了首饰，连陈的老友柏文蔚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补贴生活，还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
1942年5月23日，当年代表陈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探望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医治无效。
陈自知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我死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陈于1942年5月27日去世，享年63岁。
陈去世后，衣裳、棺木、墓地等皆由当地乡绅邓氏叔侄赞助。据《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记载：“蒋介石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鹏、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学界名流也有捐款。收支相抵之后，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
陈曾表示蒋介石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在陈去世安葬时，蒋介石竟出手一万元帛金，表达悼念之意，这是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的。
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过去他曾帮助、器重、提携过的人，对他的去世有一分钱、一个字、一句话的表示。
被扣九顶大帽子
毛泽东早年对陈独秀推崇倍至。但在陈独秀被撤职后，特别是1949年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毛对陈的评价，以贬为主。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问：谁应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承担主要责任？毛回答说：“罪魁祸首是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此后，毛在党内斗争中多次反复提到陈，称他是“大叛徒”、“坏人”、“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对我们党危害最大”，“不可救药”，“只能打倒”。
陈被打倒后，中共给陈至少扣了九顶大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但是，2009年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叶匡政所着《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称，学术界重新考察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