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许多美国人担心审查制度不断被加强，但那些负责审查的人却设法通过制造一种自我审查氛围来扩大审查力度和范围。
如果存在自我审查的心理阴影，一个账号被封，一个视频被删，或者一本书被禁，都会造成广泛的寒蝉效应。重要的政策不会被论证，新闻故事的撰写不会被投递给编辑，关于敏感问题的书籍也不会被出版，或者一开始就没人敢写出来。
在某些情况下，审查人员似乎是故意运用心理学上的伎俩，以最小的责任达到最大压制和影响。这些方法并不新鲜，事实上，极权主义国家政权早就采用了这些方法。
自我审查的原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全起见，即使是一些合理的言论或没有完全禁止的做法，也没人敢说或敢做了。
一个例子是约翰逊修正案的影响，该法律禁止免税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宗教组织，支持或反对政治候选人。尽管法律并不禁止讨论政治话题，而且这条法律几乎没有执行力度，但反对这条法律的人一直认为，牧师们在布道当中故意避开了政治话题，只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被指控触犯该法律。
以下是一些用来加强自我审查的力度和影响范围：
模糊的规则
中共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自由言论审查者，几十年来一直采用故意模糊政策的方法。例如，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层会发布命令，“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将受到惩罚。接下来，下层党员、官员不会被告知到底什么是“右派”或“反革命”，甚至可能不会被告知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然而，没有一个官员不担心自己被贴上标签的危险，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因此，每一级官僚机构都会对政策进行过度解释，导致审查标准越来越出格。在某些时期，歇斯底里的情绪远远超出了自我审查的范围，导致不发表政治表态言论就无法证实自己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如果不背诵一句语录，不向毛（泽东）表示敬意，就不能在食堂买菜。逛街、坐公交车，都要背诵一句毛语录，哪怕是完全不相关的语录。在这些个人崇拜的仪式中，人们要么狂热，要么愤世嫉俗。”《九评共产党》中这样写道。
在当代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会因为“颠覆国家”或“散布谣言”而成为众矢之的。中共政权的行为已经证明，几乎任何政治相关的言论都可以被归入这些罪名之一。
这种现象现在似乎在当代美国也在持续发生著。
亚马逊最近更新了其政策条款，禁止包含“仇恨言论”的书籍，但没有解释什么是“仇恨言论”。由于亚马逊控制了80%以上的图书零售市场，出版商只能猜测一本书是否可能被贴上“仇恨言论”标签，一旦被贴上标签，就会使出版的利润大大降低。
Encounter Books出版商、《大纪元时报》撰稿人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说，他至今还没有考虑需要避开亚马逊的审查而改变出版的书籍，但他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预兆”。
“其他出版商有可能会这么做。”他在电话中告诉《大纪元时报》。“当然，我认为现在的舆论范围比过去狭窄了很多。”
他举例说，由于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质疑2020年总统大选的公正性，出版商大鳄西蒙‧舒斯特（Simon& Schuster）最近取消了出版参议员霍利的书。
如果出版商向亚马逊低头，作者可能会更进一步，完全避开可能吓到出版商的话题。
其它科技平台，如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和推特（Twitter）通常会提供一些仇恨言论和其它内容规则的定义，但已经承认他们故意对至少部分政策条例保密，以防止人们规避它们。这样做的后果是，用户试图自己猜测审查制度的那些看不见条例。
那些投入巨大努力建立自己在线粉丝的人很可能会采取特别严格的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一旦遭到审查损失就会最大。例如，油管（YouTube）禁止任何评说2020年大选结果受到欺诈影响的内容。这项政策看起来比较明确，然而它似乎已经促使油管上的自媒体人，为了避免遭到审查，完全避开了选举诚信的话题。
寻找随机目标
另一种诱导人们自我审查的方法是选择性执法。在中共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中共会看似随意地挑选迫害对象。即使是目标人也不一定知道到底是什么行为惹怒了党。对此，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去了解情况，再根据自己的猜测划出自我审查的红线。
在西方的各种场合，也能看到这种方法的影子。
当亚马逊最近禁止了由Encounter Books在2018年出版的一本批评跨性别意识形态的书时，它没有解释原因。相反，亚马逊却悄悄更改了其关于仇恨言论的图书政策。然后，它让公众自己去猜测为什么将这本书贴上仇恨言论的标签的理由。
同样，其它科技媒体平台通常也拒绝对审查的具体案例发表评论，甚至也拒绝告诉被审查对象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种方法也可以通过改变规则和例外处理来发挥作用。中共一直以不断改变政策而臭名昭著。昨天的革命盟友今天发现自己是党的敌人，但可能明天被要求与党合作。因此就有了“党的政策就像月亮一样，每15天就变一次”的说法。人们发现自己必须不断想方设法与党当前政策和言论保持一致，甚至预测党下一步可能会说什么，预先避免说任何可能被认为在未来有问题的话。
如今的科技巨头及其平台都公开承认，他们的内容审查政策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多年来，新的规则被反复添加和修改，并且通常新规则使用期可追溯过去发生的事件。因此，昨天还可以接受的内容今天可能会被禁止和删除。明天可以有更多的限制，或者公司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反悔。
规则也可以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被曲解。例如，脸书认为基于种族、性别或性癖好对人们进行言语攻击是仇恨言论。但其雇用的内容审查人员在2018年被告知，在一段时间内，只要是“为了提高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Q）的认知”，对白人男性的言语攻击就会被豁免，一份脸书的内部备忘录如是说。
否定罪证
另一种方法就是否认证明有罪的证据。
在目前的极左意识形态中，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或否认拥有所谓的“白人特权”，就等于承认了指控。事实上，任何对极左意识形态及其扣的帽子的反感，往往被贴上“白人脆弱”或“压迫成性”的标签，因此也绝不是合法的。这种意识形态不给正当的批评留下任何空间，更是阻碍了论证。许多人不愿意面对和承受被贴上贬义标签（中国人叫扣上帽子）的痛苦，就把反对意见留在自己肚子里。
乔迪‧肖（Jodi Shaw）曾经是一所精英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学生生活协调员，最近她辞去了这份工作，她把那里的工作环境描述为“非人性化”。
2018年，这所文科院校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打击学校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让她满意，肖女士在电话中告诉《大纪元时报》。
她说，她被指示要根据人们的种族和性别区别对待，这实际上意味着强迫自己非要按著这些指示把人们归为不同的人群，并区别对待。她说，这感觉很假。
“对待白人有一个剧本，对待非白人也有一个剧本，而且你会感到有点儿不得不跟着剧本表演。”她说。然而她很清楚，她没有对这些异议怀疑的权力。
“你就是不能大声地讨论它”，肖女士说，“你不能大声表达你的质疑。”
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她试图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并告诉自己这只是在“帮忙”。当质疑持续存在时，她甚至怀疑自己的道德品质。“这是否意味着我就是种族主义者？”她这么问自己。
“我想很多左派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有点困惑。他们觉得有些东西感觉不对，但我本不应该认为有些东西不对。”肖女士说。
她说，她所在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的左派意识形态信徒”，但她和七八个来自其它部门的人私下里分享了她的担忧。
“窃窃私语，你知道，在走廊和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们就像表达，‘……有些东西好像不得劲’”她说。
最终，她得出结论，没有所谓的“种族主义”隐藏在她的心里，而是她的良知，表面的意识形态只是在扰乱她内在的思维意识。
“这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它进入你的头脑，我认为它是有害的。”肖女士说。
株连
引起自我审查的另一种方式是将责任扩大到审查目标以外的相关人士，哪怕是与目标人有微弱联系的人。
极权主义政权长期以来一直使用这种株连策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家人、朋友、同事、上司和其他同伴。
今天，株连罪的例子屡见不鲜。媒体、大学和其它机构如果邀请和接待来自另一个政治阵营（如右翼）的演讲者，就会被批评为给“仇恨”或其它罪名提供“平台”。任何人只要说出一句支持其中一个被审查人物的话，接下来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当肖女士开始公开谈论她的担忧时，她发现那些私下里赞同她的工作同事突然变得不吱声了。“对株连罪的恐惧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甚至不敢给我发短信。”她说。
这不仅引发了一个圈子里的人进行自我审查，还进一步孤立了被审查的目标。
“你被孤立了，你不能和别人好好交谈，这确确实实有问题。”肖女士说。
亚利桑那州福克斯10电视台前新闻主播卡里‧莱克（Kari Lake）因为仅仅在社交媒体网站Parler和Gab上建立了一个账号而面临批评。批评者认为，由于Parler和Gab被贴上了“纳粹分子”最喜欢的平台标签，因此她是有罪的。
她在电话中告诉《大纪元时报》，虽然这些攻击从未让她质疑自己的信仰，但确实促使她进行下意识的自我审查。
“实际上，我发现自己有意识的不发布那些只是事实的新闻故事，因为我想，‘只是发布这些新闻，即使它是真实的，也说不定会激怒一些人，很可能是极左的人，甚至让他们发疯，我不想捅马蜂窝。’”她说。
看到审查制度得到许多记者同行的认可，莱克感到特别沮丧。“他们只是觉得审查制度无所谓，这让我很伤心，”她说。
莱克希望看到记者们的观点更加多样化，估计这个行业的大多数人都偏向左派。她表示，即使是她认识的少数几个保守的同行也“非常非常低调或保持沉默”。
“我认识的同仁甚至可能会假装报导一些显得左倾的新闻故事，以某种方式向人们展示，‘看，我不是保守派。’”她说。
几周前，莱克辞去了工作。
“我意识到，好吧，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是媒体的一部分，如果我不喜欢它，我不能有所作为来改变它，那么我就退出不干了。”她说。
解决办法
美国的审查制度在形式上很奇特，因为它基本上不是政府行为，它甚至不是政府施压的结果，尽管现在政府似乎也在悄悄地进行审查，它是整个美国社会中政府内外的，认同极左意识形态的一群人共同的行为，而这种极左的意识形态的根源是极权主义。
美国人不可能依靠有政府高层的人推动反对这种极左意识形态。事实上，这种极左意识形态现在似乎已经得到了大多数政府人员的认可。
然而，只要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仍然认同这种极左意识形态或愿意符合这种意识形态，政府就不可能提供任何的解决方案。
正如勒恩德‧汉德法官（Judge Learned Hand）在1944年《自由的精神》演讲中所说的那样。
“自由理念存在于男人和女人的心中，当它那里消失时，没有《宪法》、没有法律、没有法院能够让它起死回生。”
看来，现在美国人的任务就是要重新点燃人们心目中的自由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