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对中共当局最近宣称，中国脱贫成功，创造人间奇迹。剖析贫穷问题被忽视的严重方面。中国贫穷千百年，与人权、政治随行，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无专制之脱罪，便无真正脱贫之可言。对比欧美经验，中共之欠债，终将面对，无可逃脱。）
新春伊始，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庆功会，高调宣称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创造了“人间奇迹”。外界一片沉默，中共数十年宣称“胜利”“奇迹”，不计其数。人们的情绪，好奇多于捧场。
首先，贫穷的标准是什么？古今中外贫富无处不在，孙中山力倡均富，共产党共产七十年。今天已是第二富国，竟然要攻打贫穷，穷人在何方？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中共当局宣称，按其标准，现有“9899万农村贫穷人口”。宣称这近一亿穷人，已经“全部脱贫”，中国已没有穷人。
【中国贫穷标准异于欧美，人均GDP排名68】
贫穷的标准，以联合国制定的“全球绝对贫穷线”为准，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一年就是693美元，合人民币4500元一年。世银据此测算中国贫困人口为8700万。但中共官方说，按我们的标准应该是9899万人。（表示没有“瞒产”）。李克强总理去年5月说，中国有“六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此数化为年收入为12000元（人民币）比联合国贫穷标准4500元高很多。显然这不是贫穷人群的月收入。
我们不妨以官方资料看看，从“改革开放”初期1985年起，官方订的各年贫穷标准（人民币）：1985年—200元、1986年—206元、2000年—625元、2001年—865元、2010年—1274元、2011年—2300元、2015年—2855元、2020年—4000元。
至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数，官方提供如下：2010年—1.66亿人、2015年—6000万人。2020年—9899万人。世银的调查说，按照每天1美元的贫穷线计算，1981年中国贫穷人口是8亿人口的63%，约有5亿人。2004年下降到10%，约有8000万人。简言之，中国穷人，40年来减少了4亿人。被外界称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则高调宣称2012～2020的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达到“人间奇迹”。这需要和世界的状况加以比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排行榜，中国GDP总量2010年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10万亿美元排名第2时，人均GDP7589美元，却排名第90！即落后于90个国家。六年后，IMF推算2020年人均GDP，中国20984美元。远低于新加坡、美国、香港、台湾、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排名68，仍比大多数国家要贫穷。
纳入PPP的“人均GDP值”，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数据。中国2020年人均突破2万美元，但同期并非最富的美国是6.7万、香港是6.6万、台湾是5.7万（美元）──而中国的贫穷标准是4000元人民币，只合615美元（每日1.7美元）！还在联合国每日1.9美元的贫穷线之下。换言之，中国贫穷人口的年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2.9%。因为贫穷标准差别大，美国和英国都以“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60%划为贫穷线。例如美国2009年两口之家的贫困标准为14570美元（相当约94700元人民币），即每天收入40美元（相当260元人民币）。因此，有人说，按照联合国人均1.9美元的贫穷标准，“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没有穷人”。美国人口普查局2020数据，美国四口之家的贫穷线是年收入26000美元（约人民币17万元）另外还有住房、医疗、食品补助及义务教育等法定福利。美国的富裕、工人阶级中产化，已是战后左派学界质疑马克思的重要论据。
【中国的贫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脱穷速度远远落后于致富发展──对比1985和2020这段35年的GDP总值与贫穷标准的变化：1985年GDP总值3098万美元，2020年已达15.65万亿美元，增长50倍。贫穷标准（人民币）1985年为200元，2020年调高为4000元，增长20倍。二者相差30倍！换言之，按照GDP即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去关注人民的贫穷状况，以50倍的增长率计，今天的贫穷线应该不低于10000元。中国的乐观主义者，应该看到西方今日普及性的富裕，不是暴发而得。
2、当局有责的贫富悬殊政策──邓小平在推行改革开放时，公然号召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那些靠近财富与各种权力的人，以捷足先登的机会，此起彼落的贪污腐败案例，越来越惊人出现。从百万级到数百亿的巨贪，包括基层和国家上层干部。而早期贪污几万元的广东县委书记被处决的事再也看不到，结论也许就是一位政协常委说的：中国权威报告显示，0.4%家庭掌握70%国家财富，财富集中高于美国。经济学家郎咸平2019年说，中国富人占5%约7000万人，他们银行人均存款47万元。另95%人均存款2.4万元（其中40%人存款为零）。2018福布斯榜更指出，中国最富有的100人拥有6430亿美元，超过底层4.25亿人拥有的6370亿美元。
3、城乡分化加剧、3亿农民工崛起──“城乡差别”曾是中共打天下的有利条件和改造的目标。但是七十年来，原来占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成为近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剥夺对象。中共决定开门引资（这是违背传统反帝反资原则、也是毛时代锁国原因之一），外资外贸的最得益者，自然是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国家投资也向沿海倾斜，农村不及其10%。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置，最鲜明地宣示要将广大内陆置于暂时放弃的战略地位。结果贫富悬殊加大到内陆收入仅及沿海的三分之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WTO，成为“世界工厂”后，大量的大陆贫户成为“农民工”大军，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但仍然有李克强说的6亿低收入人口，其中包括约2亿贫穷农民。政府统计：2009年人均收入，城市人口16400元，农村人口5400元。而农民工总数（包括外出与本地城镇者）为2-3亿人，其人均月收入可达3000-4100元，约相当于西北农民一年的收入。
4、贫穷与文化愚昧随行──农村贫穷，造成教育卫生方面的公共设施差距扩大，而文化教育的欠缺，又加深贫穷的现状和世代相传。中国重视扫盲，现有文盲还有8507万人，年增50万。有200余县城，竟没有一家正规小学。四川凉山一个叫做悬崖村的地方，最近被搬迁到平居的新楼，挂上“搬出大山挪穷窝，迁出幸福新生活”大红标，成为脱贫的样板。宣传说这个“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子，小孩子要在大人陪同下攀登800米的悬崖，才能去上学。其实，这个故事早在猎奇的电视节目中见过，那样惊险的画面，早就被人骂过（包括笔者）：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为什么不帮这个小村落改善一下处境！让孩子们冒生命危险去上学──这样的事居然几十年无人理会，简直匪夷可思！还有脸拿出来作脱贫的炫耀！此例可以推想共产党的天下还有多少“人间奇迹”有待发现。
5、被剥夺的宪法权利：迁徙自由──城市化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摆脱穷乡僻壤的必经之路。现在中国至少有超过2-3亿人的农民工，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三大产业尤其是在第二产业，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以简陋的行装为20世纪中国不曾有过的时兴行业打工，造成庞大的“新工人阶级”队伍，为中国千年小农国改变了成分（中共八大透露党员成分69%为农民，工人只有14%，大损观瞻，从此不敢再提）。虽然，他们可以领取贫穷线以上的工资（约合美国工人的百分之二），但却没有正式工人的其他待遇，最重要的是迁居城市的户籍。无户籍无异于失去家庭的各种权利。中共和某些专制政权一样，严控人民的居住自由，正如赫鲁晓夫主张开放边界所说“我们建成人间天堂，将工人农民赶进去，还加上七把大锁。”中共在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1958年对人民的户口流动实行严格管制，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这一文革的恶法行为至今没有改正！虽然，出国及移民权利已大为放松，但农民工仍然是户籍限制的受害者。
【邓小平承诺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还债】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为了人类和平、尊严与平等，几十年来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指出2015年还有7.83亿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穷线以下。联大宣布2018-2027是联合国第三个消除贫穷十年。订每年10月17日为消除贫穷国际日。纪念1948年的巴黎大会，向赤贫、暴力和饥馑的受害者致敬，宣布贫穷是对人权的侵犯。
但是，中国长时间对此没有必须的回应。贫穷和人权成为共产暴力和独裁的祭品。中共对此并非无知。在创伤未愈的1980年，邓小平接见美籍华人朱传矩先生的谈话中坦承──“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
此话过去了40年，中共向人民认了罪吗？他们放弃“阶级斗争”，以“国家安全”代替“反革命罪”，人民获得部分法定的权利，但是还谈不上认罪还债。毛时代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和政治迫害与肆意镇压，使上千万计的人和家庭，丧失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家破人亡”“生不如死”是无数人的命运。我1964年、1980年离开大陆前，曾两度返回湖南桃源三阳港乡间探望舅父皇甫道悦，他是1950年土改运动幸存的一户“地主”，有三子一女，三十年来，他们已被劳苦饥饿折磨得变了人形，表兄弟连小学也没有读，娶老婆更是老大难……其他亲戚不是死于非命，就是生活在非人状态，令人无限伤感。
文革后，中共以“平反昭雪”抚慰死者，发回若干生活费，例如湘西名作家沈从文胞弟沈荃，是抗日战争出生入死的英雄，国共内战中，回乡务农，后遇镇反运动，1951年被枪决，1984年昭雪，发给遗属500元人民币。从事反右运动调查多年的武宜三先生说，文革后，反右被否定，因当年总指挥邓小平固执，只予“改正”，数十万右派分子20年苦难，只是恢复原职原薪，没有任何其他补偿。其他政治运动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困境，更是一言难尽。
但是，在文明世界，总有不少人为正义、为人的被剥夺被蹂躏的权利而抗争，哪怕真相和生命被埋藏了数十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得以沉冤伸张，政府和民间合作，制定赔偿法例是一个最贴近的示范。我曾经专程访问“二二八基金会”，了解和发表他们对事件的善后处理经验。台湾近年还在研讨政治受难者的后人，是否可以领取上限1000万元（台币）的赔偿金。俄罗斯的经验是，对斯大林时代留下的古拉格劳改营300万政治镇压受害者，实行经济赔偿。“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参与修改法律，早在1990年代困难时期，每位幸存者每月可得赔偿300-500卢布（合10多美元），几年前，这项赔偿金额，已提高到每月100-200美元。
即使在战后德国，也依然是“纳粹犯罪我买单”。纳粹政府已经被消灭，留下其残暴统治的大串账单。（东德政府宣称它不是纳粹德国法律上的继承者，否认对纳粹政权的负债有任何法律与道德责任）。两德统一前后，西德和联邦德国政府根据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决，以“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执行赔偿责任。到2015年底，已经支付734亿欧元（合875亿美元）的庞大补偿金额。主要对象是身心受害、监禁与解职者。一切以法律为准行事。人们记得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凭吊犹太起义纪念碑时突然下跪的照片，这无疑是德国人对纳粹杀害的受难者的真诚忏悔。世界为之惊动，第二年勃兰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身怀万亿巨资，瞒天过海以图脱罪】
以上三例，尤其是德意志和俄罗斯，他们和法西斯、苏维埃切割，不仅实实在在地做，而且做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炫耀什么“人间奇迹”，就像教徒上教堂忏悔一样，怀着对上帝的负罪感。可是无神论的中共政权，怯对负债，图以绝对权力瞒天过海，掩饰脱罪，强说他们独特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北京政府1997年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获全国人大批准。但是1998年10月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迄今23年不予批准。胡锦涛、温家宝多次承诺“尽快批准”，今天习近平政权这个已拥有世界第二高政府财政收入的政府（2019年4万亿美元，美国7万亿美元），仍然对欠债若无其事。吹嘘取得“生存权”的脱贫胜利，再次显示他们不会给人民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邓小平，这位对中共暴政参与和知情最深的强人，也带着他“还债”的诺言死去二十多年。
在不断强化一党和领袖的绝对权力时，已没有人再问：欠债谁来买单？中国贫穷落后的小农社会与专制传统，是积弱，“被列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共建政初期也曾有过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并在苏联156项大型建设援助下奠定发展基础。但是，在山大王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下，愈演愈烈的残酷斗争，使十亿人民陷身赤贫的水深火热之中长达三十年之久，人像苍蝇一群群死去，这是罕见的人间悲剧。中国贫穷积重难返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专制的牢笼中，不可能挖掉穷根，就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个民族没有自由和民主，吃的再好，住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请问习近平，当你在陕北当知青，啃生猪肉时，你会感到幸福吗？听说你嗜酒，我留意到在北京盛大宴会上，你率先独饮，这是穷根未断的症候……
犹记得，在昆明这个我度过贫困的青年时代的春城，现在已富得面目全非，但有一天视频报导，一个幼稚小孩被撞倒在马路上，竟然流水般的车辆，没有人停下来救救小孩，最后是一位外籍女人，把小孩抱走。那一幕至今难忘。我们看到大陆变了，处处灯红酒绿，然而良知的贫困何在？脱贫不可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场攻坚战。西方观察家看到“运动式脱贫战”，笑谈毛粉的口头禅“抗美援朝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还有张维为教授，扬言美国极度贫困人数超过中国，美国要向中国学习……举国一片炫富痴狂。
（2021-3-19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