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缚手脚的停战谈判
根据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使华的首要任务是制止国共军事对抗，为政治协商会议和军队整编铺路。他来华后不到一个月，就促成国共双方达成第一次停战协议，一时传为佳话。然而，正是这第一次停战令，开启了国民政府欲战不能，欲罢不忍，两面受敌，举步维艰，最终一败涂地的悲惨历程。
重庆谈判之后，共匪放弃政治协商，将推翻国民政府的战略调整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全力控制华北，与政府争夺东北。垫伏已久的共匪以受降为名，占领华北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中共在重庆谈判期间即发动上党战役，继而平汉战役、平绥战役、津浦战役等，与受降国军纠缠扭打以迟滞国军。
为阻止国军进入华北，共匪大肆破坏铁路交通。据交通部次长凌鸿勋津浦线报告，“大多数路轨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掘断者。桥梁之破坏，工程尤为巨大。钢骨水泥建造之坚固桥墩，均被炸毁，电线杆则多平地锯去。”共匪所到之处，对车站、月台、所有机车及车辆、行车用具均彻底毁坏。其实仅就破坏交通一项，政府就有足够理由剿灭共匪。交通长期瘫痪也是后来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东北方面，苏联应雅尔塔协议之邀约，赶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大举入侵并占领满洲。中共趁国军主力远在大西南，紧急抽调十几万匪干匪兵日夜兼程，水陆并进，蜂拥入满，在苏军暗中配合下，收缴日军武器，抢占战略要地，建立叛乱根据地，取得数月先机。此外，作为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战略通道，分属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赤峰和多伦，亦被中共从苏军手中接管。
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未及喘息，即陷入中共全面叛乱造成的国家危机之中。蒋介石因此决定军事剿除共匪，永绝后患。他在马歇尔来华前已向各战区发出动员令，要求各级长官，遵照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不过，那时他还万万想不到，真正迟滞国军、贻误战机者，不是别人，正是来自盟邦美国的马歇尔将军。
尽管杜鲁门已声明美军不会直接参与国共内战，但中共起初对马歇尔仍有几分顾忌，毕竟美国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并正在帮助国军向东北运兵。但是，中共很快就发现它们多虑了。
第一次停战令是马歇尔送给共匪的见面礼。若非美国强行撮合，国民政府本无意与共匪谈判停战。一方是合法政府，一方是叛乱集团。在国家危亡之际，守土卫民，除暴安良是政府的责任。停战令就好似慕尼黑协定在中国的翻版，对共匪多方姑息迁就，对国民政府则造成多重具体伤害。
首先，强行限制政府行使正当武力，打乱了国民政府剿共建国的总体战略，成为美国束缚反共盟友的第一条绳索。就好比硬让警察与强盗言和，等于对邪恶的纵容和鼓励，也埋下了美国最终丢掉中国的祸根。
具体来说，共匪在华北的非法根据地实际上被保护起来，其种种恐怖破坏的罪行政府也无法制裁。若非五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天津、北平、青岛守备以协助国军受降，整个华北都将落入共匪之手。
停战令发布前，国军在关外武力接收主权，同时沿承锦线西进，力图收复被共匪叛军占领之热河重镇承德，以切断华北共匪与东北的联系。国军挟抗战胜利之威，士气正旺，处于进攻态势。共匪立足未稳，训练不足，处于弱势。停战令生效后，国军优势武力攻势骤停，预定之作战计划半途而废。
停战谈判本身也是对共匪单方面让步的结果。国府原坚持接收赤峰和多伦，因为两地曾划归伪满，后为苏军所控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将主权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国府本是有理的一方。但周恩来拒绝，马歇尔亦不支持，蒋介石被迫放弃。
停战令第二条原为，“中国及满洲境内一切军队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满洲主权而开入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但周恩来反对正式条文为国军开绿灯，将其改为“中国境内所有军队调动一律停止”，国军例外部分被移至条例注解。[17]这一让步为事后共匪欺骗国人，抹黑政府预埋伏笔。
更为可悲的是，共匪从停战令中得益，却并不遵守其规定。停战令下达月余，就在东北秀水河子伏击国军得手，导致国共在东北军事冲突升级。
其实，中共并没有台面上的理由与国军争夺东北；它们在那里既无所谓“解放区”，也不具接收主权的资格。但东北却是共匪最理想的叛乱基地。那里工业发达，土地肥沃，自然与人力资源丰厚，特别是战略位置优越，背靠苏联，比邻朝鲜和外蒙，外援便利，进可图中原，退可投苏联。因此，共匪无视停战令，武装抗拒国军进入东北。如何应对这一局势，国民政府与马歇尔产生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