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马汉克（Hans Mahncke）周一（3月22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揭露，负责调查武汉病毒起源的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小组成员中只有一名美国人，而他是因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系密切才获得中共的批准的。因此这样的调查无异于“贼喊捉贼”。
马汉克的文章节选翻译如下：
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调查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武汉，再次成为头条新闻。但不是出于正面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3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这个虚伪的调查从一开始就目的不纯，因为中共控制了谁可以去武汉进行所谓调查的决定权。
在由中共决定的世卫组织调查小组成员中，唯一被邀请参加的美国人是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他是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总裁，该组织是由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据称从事流行病预防的研究。
达扎克被中共选中参加这项工作似乎并非巧合。实际上，鉴于他自己可能的动机，他可能是中共掩盖病毒起源的最大希望。
要了解其中的原因，让我们回过来看看达扎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紧密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他与该实验室主任石正丽共同发表了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
达扎克在2017年和2018年与石正丽又共同撰写了其它论文。
但不仅是达扎克与石正丽的合作本身引发了疑问，还有他们的合作项目。他们在2013年成功地把致命病毒接到了人体细胞上。这个结果当时在其研究领域里广受关注。这些病毒是从云南省的马蹄蝙蝠中分离出来的，而云南距离武汉有1,000多英里。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达扎克与石正丽的所作所为感到兴奋。2015年，石正丽创建了“一种嵌合病毒，可在小鼠的SARS-CoV主链中表达蝙蝠冠状病毒SHC014的刺突”。用外行的话来说，她在实验室里人工生成了蝙蝠冠状病毒的杂交版本。这项研究是基于石正丽与达扎克2013年的研究成果，这是首次在实验室中分离出该病毒。
国际著名科学周刊《自然》（Nature）2015年发表了题为“改造蝙蝠病毒与风险研究之争”的文章。
石正丽与达扎克所做的实验被称为功能增益研究，即旨在提高病毒的毒性和致死性的研究。鉴于当前瘟疫大流行，这引发了更多的疑问。
从根本上讲，疑问可以归结为：从野外分离病毒并在实验室中对其进行研究是否值得？其目的只是提前一步，以防病毒有一天可能自然地沿着相同的路径变异。或者一旦出事故，危险性是否太大？
不仅是《自然》杂志上写那篇文章的科学家认为风险过高，奥巴马政府也认定这些功能增益实验过于冒险，并于2014年在美国暂停了这些实验。
不仅研究本身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实验的方式也同样引起了关注。2018年1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派其环境、科学和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派往该研究所，以调查有关生物安全性不足的举报。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由《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的外交电报称，“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科学家进行互动时，他们发现，新实验室严重缺乏受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来安全地操作这个高风险的实验室。”
达扎克本人也于2015年在《自然》杂志上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中警告了实验室泄漏的风险。他说：“在所有高风险的界面和宿主中，只有在野生动物交易中和实验室里，通过与野生动物接触，病毒传播给人类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才可能更广泛。”
石正丽在2010年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云南一个实验室的泄漏如何导致了汉坦病毒的爆发。但这还没完。奥巴马政府禁止功能增益实验后，达扎克将工作外包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达扎克外包的项目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由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的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资助。目前尚不清楚福奇向达扎克提供的370万美元的美国政府资助最终有多少落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但是达扎克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文章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实验。
2019年12月在YouTube频道MicrobeTV的采访中，达扎克吹嘘他可以“很容易地在实验室中操纵（冠状病毒）。”他还解释了冠状病毒如何“进入实验室的人类细胞”，并且他已经开始使用嵌合体将冠状病毒与其它病毒结合起来做实验。
他在2019年12月接受采访后不久，武汉蝙蝠冠状病毒爆发的消息就开始出现了。尽管了解武汉病毒研究所2020年以前的冠状病毒实验，但达扎克还是带头推动科学界和媒体关注病毒自然起源的说法。
在2020年2月18日共同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个声明中，达扎克和其他人声称，科学家“压倒性地得出结论，这种冠状病毒与许多其它新兴病原体一样起源于野生动物。”
正如随后根据新闻自由法所揭示的那样，达扎克不仅起草了这一声明，而且还说服其他科学家签署以力求“避免看起来像是一个政治声明”。
达扎克还进一步希望“以一种不会将其联系到我们的合作关系的方式来发布它，以便我们最大化地以独立声音出现”。
《柳叶刀》没有透露该声明的四个签署人是达扎克在生态健康联盟里的下属。2020年11月23日，《柳叶刀》不但没有撤回那个声明，还任命达扎克为其特别工作组的组长，负责寻找该病毒的起源。该特别工作组的一半人是2020年2月那个声明的签署人。
同样在2020年2月，达扎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其中抢先谴责了病毒的“错误信息运动和阴谋理论家”，同时宣称“瘟疫大流行通常是从动物体内的病毒开始的，然后当我们与它们接触时传染给人”。在我们对这种病毒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却声称“我们大致知道它们的起源以及它们起的作用”。
达扎克被任命为WHO团队成员，是最后一个侮辱。甚至在他前往中国之前，达扎克就已经确定实验室泄漏论是“阴谋论”和“胡说八道”。
自从他从中国回来以来，达扎克一直在更加努力地为实验室泄漏论开脱。他最近对国家公共电台（NPR）表示，“他的团队发现了新的证据，表明这些养殖场在向武汉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供货，那里最早爆发了COVID-19。”
但前往武汉旅行后，WHO也承认“与动物产品或动物有关的所有样品均为阴性”。
在Chatham House于3月10日主持的直播节目中，当达扎克被问及为什么武汉病毒研究所删除了一个包含16,000多个病毒序列的数据库，以及为什么WHO没有要求查看这些序列时，他的回应是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者辩护，并声称数据库中没有任何相关的东西。
没有人比达扎克更没有资格做调查病毒起源的人。他直接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进行危险的蝙蝠病毒研究，吹嘘创建转基因蝙蝠病毒，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论文，并为该研究所提供资金。他似乎是该研究所所长的朋友。他还在事实被揭露之前就立即排除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
除了中共以外，还有谁会认为让他负责调查病毒的起源是一个好主意吗？俗话说让狐狸看管鸡笼并不能使他保持公义。
只要达扎克还在调查，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