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棉花搅动的舆论场已渐渐平复，像往常一样，它的波动遵循着这类事件的一般规律：从热情的爆发，到出现激烈的做法和言论，然后是呼吁“理性爱国”来降温，到最后发现，在一个热点转瞬即逝的时代，最难的是如何（以及是否有必要）将一场运动常态化。
这样反复上演的场景或许也正表明：现在对外强硬宣示“不吃你们那一套”，但其实对方也不吃我们这一套，最吃我们这一套的，还是我们自己人。不过，这也不仅是“能玩两百遍次次都重样也不腻”，至少这一次，更多见到的不是那种肉体打击式的肢体对抗，而更多表现为在网络空间里的话语争夺战。
在此，关于“爱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话语：一种着重的是根基性纽带（primordial attachments），由属于国族一员的情感连接所激发；另一种则强调任何行为只有在最终有利于国族共同体时，才称得上是“爱国”，否则只不过是“害国”而已。
虽然常被嘲讽为“义和团”，但前一种力量爆发出来时的确强大得多，因为这种根基性情感近乎本能，由直觉催发，还具有极强的相互感染力。历史也一再证明，在面临激烈冲突时，很少有什么能与它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多人乐观地相信，跨国界的阶级、贸易关系（也许还可加上宗教）可以阻止欧洲人相互厮杀，结果，所有这些都输给了民族主义。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并不算多特殊，实在要说，那或许只是在经历了从“天下”转向“国家”、继而又“告别革命”之后，中国人很少还有什么普世性的思想资源能对抗民族主义，同时又仿佛与生俱来地携带着“近代屈辱历史记忆”这一基因，使人们更容易本能地拥抱“祖国”这一母体。
所谓“血性”，就是指这种内在于每个国族一分子体内的本能情感。当这种情绪被点燃、激发后，就会让人进入一种超越平庸日常生活的激情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越是生活中的失意者，往往越是会被它所吸引，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与一个崇高的母体兼内在客体融合，由此成为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人——对世俗主义的中国人来，这实际上近乎宗教体验。
在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当抗议者倒下时，他在咽气之前说了最后一句话，“谢谢你，让我这样一个小混混，能有机会投身这样壮烈的事业”。
因此，即便这些行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对真诚投身其中的当事人来说，他或许确实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升华，也正因此，它并不能被嘲讽和理性思考所轻易瓦解——对这些人来说，“理性爱国”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矛盾修辞，不可能既“爱国”又“理性”。
确实，这种情感的力量往往催生出暴烈的举动，但如果它仅限于个人行为（不管是砸烂自己的日系车，还是烧掉自己的Nike鞋），那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常常很快就会“溢出”个人的边界，要寻找一个攻击对象。2012年西安的反日活动中，那位用U型锁将日系车车主李建利砸穿头骨、导致其右边肢体完全瘫痪的蔡洋，就是一例。
为什么原本捍卫中国人利益的诉求，会演变为伤害中国人自身？这与其说是“头脑发热”的“愚昧”，不如说是其内在就包含着一种自我净化的逻辑：既然吁求“紧密团结”，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势必要清除内部的“杂质”。但如果这些人自认是最“纯粹”的，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是最极端的，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看，恐怕多数人都显得不够“纯粹”。
这会构成一种难以击破的逻辑闭环：如果你是中国人，就应该和我一样；如果你和我所作所为不同，那你就不能算是中国人。这其实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你要是不符合自定家规的意见，那你就是不肖子孙，被开除了。
这种几乎是自发的力量，在中国仍会有强大的社会基础，也可谓“民心可用”，但它始终有两个棘手之处：一是它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二是它所内含的自毁倾向——简单地说，当它失控并走向极端时，往往就会招来事与愿违的后果。
另一种竞争性的爱国话语对其批评的着力点，也正在于此。他们常常抨击、讥讽前者“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而“真正的爱国”应当是理性计算之下，有助于实现中国人的利益。
然而，怎样才算“实现中国人的利益”，不同的人可能有相去甚远的不同观点，而很多人也根本不会停下来细想，那只是一瞬间的应激反应。此外，虽然“理性”本身就是自我正当化的，但它却也因此常常被看作缺乏感情，又或是对他人激烈的情绪反应怀有一种不讨人喜欢的优越感。
不管怎样，这种话语也需要证明“这才是对中国人更好的”，换言之，它很像是吴飞在《浮生取义》所说的“中国家庭权力游戏”：每个人都要设法积累道德资本，因为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力量高低，而“道德资本”乃是一个家庭中被公认为对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
正因此，“理性爱国”的声音获胜，通常都是在“非理性爱国”做过头的时候，因为只有此时，才能有足够多的理由、且说服多数人相信：那些人的行为已经无益于“全家”。它的弱点也在于此：因为这样一来，它常常是被动的、迟来的，还得对手出错牌。
在这一波的事件中，一些变化已经在发生：那种实体性、肢体冲突式的暴烈行为少了，烈度减弱，持续时间也短了，但在网络空间的言论对抗却加剧了。这样，双方自我正当化的念头或许都在强化，但要证明对方不利于整个群体，则恐怕比以往更难了。
可以设想，这些只会继续演变，但不会就此消逝。对缺乏超越性思想资源的中国人来说，也只能在这个框架下博弈。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边界，每个人当然有权保持自己的观点，“对话”或许太难，但哪怕观点的“对抗”也好过要消灭对方的冲动。学会这些，不仅是个人的成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