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山西晋东南地区的两大派，越打越厉害了。
战局日紧，全城即将围困封闭，地委“牛棚”自散。我父亲一回家。最着急的头等大事，便是抓紧买粮，死也不愿当个饿死鬼。
长兴街粮店突然贴出告示，大意是：本店在战火中最后一天售粮，从明日起关门避难，有胆大者速来购买！父亲得知后，立即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妹赵珍，前往粮店抢购。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条重要消息，仍在外头扎堆儿游荡，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因而我爸没有找见我。
这天前晌，父女二人急赴粮店。结果，粮店人说了，品种不全，只剩下白面了。我父亲央告说，白面好啊，我们能否把后边几个月的白面比例全买了？人家说，再往后你们全家光吃粗粮吗？不过日子啦？父亲苦笑道，这仗眼看要大打，又不通车，一旦断粮全家饿死，还是过不成日子嘛。就这只口袋，尽量给装满吧！或是遇上了一个好人，或是一切乱套，或是人家急于收摊儿，反正粮店师傅取过我家粮食供应本，一路红笔对勾，把后边几个月的白面定量都卖给了我爹，差不多五十斤吧。老爸千恩万谢领上我妹，推上那袋子白面就走。今后数月，全家人只有靠它了。
说时迟那时快，父女二人刚出粮店，上了演武巷，连几分钟不过，在返回地委家属区必经之路上，枪炮爆烈，红字号与联字号的一场战斗打响了。我爸身后，粮店那厢，劈里啪啦一片关门上板子声。我家成为这条街上即整个地委行署人家在最后一天买到预购粮的最后一户，尽管品种单一。
从这天起，这一大片晋东南党政军驻区，再也没了闲人，全面成为战场。困住了少数人家，再也走不出去了。
这时候，我爸匍匐在马路上，以那袋白面为掩体，正在紧张地观测前方战况，一个劲儿冲着我妹喊“卧倒”，自行车摔在一旁。
顺着马路，双方用机枪毫无顾忌地喷泻着子弹。三名海军战士，从地委大楼横过马路，被击毙一人，击伤二人。红字号又杀出第二支突击队，从西招待所冲出来，一个扇面散开，沿马路两侧向东攻击前进。
枪声大作。这条大约500米的直筒子马路上，随处可见卧倒在地的过路人。子弹在距离地面一米多处，嗖嗖地往来扫过。两厢围墙被打得砖石迸裂，劈啪作响。正如我爸日前所说：你再不敢出去玩了，他们白天都会打起来。这才是个大前晌，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根本不管街头还有多少生命，果真开打了。
这条街，驻有红字号重要堡垒地区建筑公司，两厢筑有街垒工事，砖砌碉堡达三层楼高，四面枪眼。介绍这一点对后边很重要。我父亲推粮向东，刚过此处，战斗打响，正到达行署家属院门口，俗称红房家属院。父女俩就地卧倒在马路旁。再往东几十步，是地区礼堂小广场。左手即红字号指挥部西招待所，继续向东，是地委办公大楼、地委老宾馆，顶端是我的母校友谊小学，地委东家属大院。这一区域往日风景甚佳，如西洋油画，有巨树参天，群鸟飞动，有教堂钟楼高耸。
激战中心正是此地。
文革中的事情真是千奇百怪。我父亲平时批我，十几岁了还不知道管家，到处窜，乃至最后一天买粮找不到帮手。此刻战斗打响，行人大乱，慌乱中紧急卧倒在地。马路上被机枪打起成片沥青。待我父亲再次抬头观测时，忽然发现他身边不仅有我妹，而且竟然还有我！枪弹如雨，我忽然近距离卧倒在他们身旁，真是神奇怪异之至。
情况是这样：当时，我们一伙人正在礼堂附近玩耍，由刘四平、张玉河等老兄，向我教唱俄罗斯情歌《红莓花儿开》。我说那还用教，听都听会啦。教人唱，不过是为了自个臭美。我们议论，近日谁家谁家逃难走了，咱们人马越来越少了，想打群架也打不成了，边议论，边观看西招红字号武装人员乘车进进出出。教我唱歌的大哥们多是中学老红卫兵，爱穿黄军装，现因父母问题失去了对文革的兴趣，正消极对待运动。一二九师老八路之子刘四平，出生在东北四平市；沁水县委首脑之子孔生长；教育局长之子张玉河以及行署干部之子“老秦”，加上我一个小学生。突然，西招待所杀出两个排的红字号战士，端着枪向东射击进攻。情况突变，我们五人大惊，并立即向行署红房家属院奔逃，刚跑到院门口，枪声炽烈，我猛然间看见我爸领着我妹到达此处，随着我爸对我妹大喊“卧倒”，我正好应声卧倒在了他俩身旁，就这么巧。
至为恐怖的是：刘四平、张玉河、孔生长、老秦等四位老兄，看到我与老爸会合，便不再管我，越过我们仨，径直跑进了红房家属院，停留在第一排第一家门口喘息。他们认为院内无战事，相对安全。万万没料到，红字号武装正从建筑公司那高高的碉堡上，策应前方战斗，把这四位老兄的跑动尽收眼底，可能是黄军衣惹的祸吧，人家将四位小伙子当成联字号突袭队了。当他们站成一堆，喘息议论当口，炮楼上的机关枪突然对准他们扫射，可怜我这几位兄长——其实仍是孩子吧，不知道碉堡上射来了子弹，眨眼间倒在血泊中。四个人同时被击中三人，可见那子弹密集程度之高，发射之准，我若在其内，必被射杀无疑。
刘四平老兄面朝炮楼，子弹从小肚子一侧打进，从屁股上穿出。孔生长老兄侧站，被打断了胳膊，老秦则被击中小臂。叹意志消沉的老红卫兵遭遇莫名扫射，鲜血当场流淌了一大片。
那一刻，我卧倒在家属院门口的马路上，脸朝东，不知为何身后一片枪声。紧接着，就是院内兄长们中弹后的凄厉惨叫。我大吃一惊，正要回头起身看，我爹一把将我的头按在白面布袋上：“不许动！听我口令，准备冲出去，这里马上就要挨炸弹。”
我必须在此处插叙一下这几位老红卫兵的惨况：他们倒在血泊中，血流不止，再流一会儿，至少刘四平老兄会死。万分危急，几位负伤老兄哭喊无助。大多数人家已经逃走，院内少有人气。正在这时，一名无畏母亲出现了——这位中年妇女，本来在家中躲枪弹，忽然，透过砖垒窗隙，听到了院内孩子们中弹后的嘶喊，一颗母亲的心颤动着，大胆出门观看。她看到血泊中垂死的青少年伤员，不再恐惧，迎着满天飞舞的枪林弹雨，毅然向专建红字号据点奔去。她是无畏的，又是智慧的，她知道那边有红字号的战地救护队。她边跑边喊：不要开枪！你们打中孩子啦！都是红字号孩子啊！其实，刘四平老兄他们曾经是太行中学“反到底”成员，还算联字号哩。
很快，专建红字号救护人员出动，到达四平兄他们身旁，紧急救护止血，匆匆把青少年伤员抬走，上了一辆作战卡车，向城南红字号大本营淮海厂疾驰而去。他们被送进了淮海医院，受到了红字号伤兵的救治待遇，万幸保住了年轻的生命。
这位母亲，我后来一直没有查找到。
为什么说运送伤员的车是一辆作战卡车呢？这是四平兄后来告诉我的。四平说，他被抬上卡车后，竟又清醒了，见车上有许多手榴弹，前后架着机枪，车厢里侧焊了一圈钢板，近乎装甲车，子弹打不透。战斗队员持枪蹲在车厢里，连续向外投掷手榴弹，一任卡车向前冲。几位老兄算是命大。到达淮海厂医院，四平兄看到，那里红字号伤员可就多了，缺胳膊少腿，足有上百号吧，走廊里尽是血迹……
这一边，我和老爸以及我妹赵珍以及那袋白面的命运怎么样呢？
我们趴在马路上，父亲下令准备冲出去，他也曾是察哈尔军区的一名军人，只听他急促地说，这里马上要挨炮弹，咱们一定要向前冲，冲进地委大楼里头，冲到一楼大堂，就会安全。又嘱咐我们兄妹，一会儿向前冲时，必须溜边儿跑，沿着马路右边那排小松树跑，谁也不要等谁，千万不敢停下来。
我抬头，越过粮食布袋向前瞭望，看见东面顶了头，是联字号据守的友谊小学街垒。那里的机枪火力控制了整个街巷。我的母校：一所与苏联人携手共建的太行太岳干部子弟小学，此刻充满了共产国际一向推崇的暴力战争气氛。地委大楼正面，马路当中，躺着被击倒的海军战士，因是灰军装，容易辨识。不一阵，从老宾馆冲出一伙海军战士，把伤员拖回宾馆院内抢救。后来得知，这位战士未被救活。
突然间，枪炮声停下来，但我耳朵里一直鸣响，双方短暂停止了对射。红字号武装小队身着黑色大衣，架着几名伤员往西招待所疾跑。人们判断，这是一个珍贵空档，便不约而同从地上跳起来，四散奔逃。我父亲喝令一声：快！我们迅速扶起自行车，艰难地把那袋白面搬到车子后架上——这是决不能放弃的。父亲弯腰奋力推车向前，我们沿马路右侧疾跑，向东冲往地委大楼。
我们刚刚冲至大楼前，更剧烈的枪炮声再一次爆响在长街上。我奋力帮助父亲，把自行车连同那袋白面推上几层台阶，仓皇冲进了一楼大厅。密集的枪炮声隔在了楼外。我们仨大喘着气，把车子支在大厅一角，用身体护着那袋子白面。父亲喘着气问：“没，没受伤吧？”我和我妹回应没有受伤，父亲便叮嘱说：“就在这里站着，绝对不能乱跑。”这显然是说我的。可事到如今，我还能往哪里跑？
父亲看一下手表，轻声自语：他们该吃午饭了吧。那意思是，这一仗总该收场了。他的话音被淹没在炮弹爆炸声里，附近几发炮弹震起了楼内许多灰土。
“嗵”的一声，楼门突然被撞开，冲进来七八个持枪汉子。很快，楼门内外站上了多名岗哨。从他们身穿黑色棉大衣看，这是几位红字号作战指挥官。一位中年首领，短发大脸胡子乱，身材精壮面色黑，提一支大号手枪，一进楼就用紧急口气在部署什么。他的形象给我一生留下深远印记。当时，在场的人称他“老赵”，我猛一下想起，这人到地区体育运动大院来过，他开着一辆美式军吉普，风风火火的，一来就和体委赵玉田老伯和秦海庚老师，没完没了地鼓捣那几辆摩托车，拆开又装，装好又拆，不厌其烦，属于汽摩运动一族，修车高手。咱是小屁孩儿，插不上手。他正是淮海兵工厂的赵震元，抗战时期是个小八路。现在，他成为红字号武装中名气最大的指挥官。
想不到，我们刚从血腥巷战中冲到楼里，却钻进了一个战地指挥所。楼厅偏角处，兄妹二人紧靠在老爸身边，一动不动，观看大厅中央赵震元他们调兵遣将。有人朝我们这边审视：一个衣衫破烂面容苍黑“走资派”，领着俩小孩，护着一辆旧自行车，显然不重要，便无人驱赶我们。
楼门开开闭闭，刚出去一伙人，显然是去增援前方，又急急进来一个四零火箭筒三人小组。他们听赵震元交代任务后，迅速取出几发四零火箭弹，一手持炮弹，一手把弹尾钢片小翅膀顺时针一拧，就插入了发射筒。赵震元一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拍拍年轻战士的肩膀，此小组便转身出击了。一个人提着装好了炮弹的发射筒，两个人提着四发备用弹。
不知为什么，此小组出击前，他们在楼里，先把那五发火箭弹打响了五声清脆巨响，并伴有青烟，是打响此弹的底火引信之后，才能正式发射吗？我至今不得而知。当时楼里那震耳巨响把我们吓坏了。我妹赵珍长时间咧着嘴，好像随时要哇哇大哭的模样，不过她还行，抱着我爸的腿始终没有哭出声来，嘴巴就一直那么咧着，浑身颤抖不止。
火箭筒小组奔出去，楼门“嗵”的一声又被撞开，四五个人抬着一名血淋淋的伤员冲入楼来。他们大口喘着气，把昏迷中的伤员放在楼厅中央水磨石地板上，向赵震元指指划划汇报情况，赵震元绷着脸，拧紧了眉头。这时，上去几位救护人员，蹲在伤员跟前，先是解开伤员身上黑大衣，武装皮带，摊在身体两侧，然后拿剪刀当胸剪开他的上衣。伤员很年轻的样子，却是面如土色。他那上衣好几层，尽被血浆浸透。我发现，老爸同样面如土色，我们静默地目睹这一切。伤员上衣被剪成两大沾片，被分别揭开至身体两侧，露出了人体冒着热气的胸膛。赵震元等人围拢过去。我这边暂时看不全面。
“嗵”的一声，楼门开处，又急急闯入一人，从他边走边掏听诊器的动作看，这是来了一位战地医生。别人闪开，让他蹲过去查伤，他翻了翻伤员的眼皮，查看瞳孔，然后站起身来，很清楚地说了三个字“没人了”，大家对他的诊断并不意外，现场静默无语，这三个字听起来非常真切。
就在人们放弃抢救站起身散开时，我清楚地看到了死者的伤口。由于伤口四周刚被纱布擦过，因而那伤口十分清楚。死者胸部中了四枪，两块胸大肌上各中一枪，下面中两枪，四个枪眼呈血红色圆点，在胸膛上排列成一个口字形，四个伤口伴随着热气，向外冒血泡，形如四朵红莓小花。牺牲者炽热的血液即将流尽。
赵震元他们复又研究战事，脸上添了悲壮神情，部署新的战术行动，脚下踩着血。
有人把尸体从楼厅中央拖向一旁停放。哪一旁？我们这一旁。抬尸体者并不在意这里站着我们三个活人。他们把死者拖拉至我们面前两米处，把那血浆浸透的大衣覆盖在死者身上。我闻到新鲜血液热腾腾的气息，有些腥甜味道。这时，楼厅地板成了血染的世界，人们踩着血迹四处走动。
那位手持听诊器的战地医生，高高的身板，腰际别着手枪，兀自走到死者跟前，默默站立片刻，他似乎在说：好兄弟，我救不了你啦。
这位医生的形象给我印象极深。他年岁不小了，秃顶，瘦长脸上布满皱纹，神态沧桑。他披件大衣，仍显得细瘦挺拔，腰板直挺挺地站在我们对面。当时我胡思乱想，莫名其妙地觉得他特像国共两军战场上的少将医官。至今我不明白，为啥会有这般荒唐联想呢？
外头枪炮声在继续。隔着尸体，楼门又被踢开，只见两位炊事班战士，肩上背着步枪，推一辆三轮板车进得楼来。车上放着一个大平箩，上面用棉毯盖着。毯子一揭，满箩白面大肉包子，热气蒸腾。这包子显然来自西招指挥部。
赵震元挥挥手，十几个头头和警卫员，从容走过去抓取包子吃。我注意到他们的手是腥红色的，上边沾满了方才这位死者包括其他伤员的血。腥红色手掌掐着大白包子，格外刺眼。他们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大口吞吃，我也许咽了唾沫，也许没咽。
尸体兀自躺在大堂，没有生息。
我们仨定定地站着，一动不敢动。我感到了赵珍浑身持续抖动，可能是吓的，可能因为寒冷，但主要是被吓的。我听到父亲轻微的叹气声。我在想：这仗打了一上午，到现在刚打了一半啊？不然，指挥员们怎么在这里开饭呢？
简短饭毕，一部分指挥者急急出楼，他们要向联字号劲敌发起新一轮进攻。
枪炮声再次猛烈爆响。
陆续有新伤员进楼来救护包扎。重伤者就地休息，轻伤者复又冲出去。半下午时，赵震元指挥手下把那具尸体从我们面前抬出楼外。抬走这位牺牲者，似乎告诉饥寒交迫中的我们，战斗接近尾声。过一阵子，楼外枪声渐渐稀疏。
双方整整对攻了一个白天。
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和我妹迈动早已麻木的双脚，推动车子，紧紧护卫着那袋白面，出了地委大楼，沿着马路边残雪墙根，一步步向家走去。那时刻，暮色正浓。
街头，随处是炮弹坑、碎石块，这里一摊血，那里一摊血，随处可见散落的子弹壳和机枪子弹箱。我们两三次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没有炸响的手榴弹——缺失了后盖，白色丝质拉弦露在尾部。一些大树枝被弹片削落在地。家属大院铁条大门被炸歪，几根铁条竟被炮弹削断。路过友谊小学操场，我特地看了看母校那边的受损情况，到处被打得七零八落，甚也瞧不清楚。
与军分区后门遥遥相对的是地委医护门诊所。战斗中，诊所被红字号当做机枪阵地和四零火箭弹发射工事，以攻击家属大院，扼制军分区后门，反被联字号的迫击炮弹或同样的四零火箭弹摧毁。我看到，门诊所三间平房被炸成一片废墟。
就在战地即将被暗夜吞没时刻，我们终于回到家中。我妈早已焦虑万分，正准备冒险出去寻找我们……
当天晚上，我听到附近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早晨溜出门看，发现是军分区用重磅炸药，炸毁了我们出门必经的一座古门楼。武斗前，少年们回家，常在古门楼下避风避雨，或在门楼里集合聚会。现在，这门楼七梁八柱悉数倒塌，古砖古瓦堆集成一座高达十几米的废墟，彻底堵塞了红字号进攻军分区后门通道，也彻底堵塞了我的出行。我们被完全困在了文革战火的死胡同里，也彻底斩断了外部世界对一个少年的全部诱惑。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弄回来的那袋子白面，开始一点一点地发挥出它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直到春暖花开。
2004年秋季，我驾车奔驰在连绵细雨中的太行山上。我一定要找到当年那位手提冲锋枪，多次进出地委大楼的“小杨”，即红字号“红大”副总指挥杨万盛。我边开车边思虑：从那场战斗到现在，茫茫然四十年逝去，杨万盛也应年过花甲，他还能记得那血腥的一天吗？
杨万盛血火经历，在晋东南红字号头头们当中，有一定代表性。他不是纯正的学生造反派，当时属于建筑企业技术员。武斗终止后，他被“胜利”的联字号判了九年大狱，两条腿差点整掉。出狱后，文革结束，他重新投身到专业中，出任长治市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我在一家化肥厂建设工地上，找到了这位施工总监。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倍受尊重的工程老总，年轻时却日夜冲杀在血腥战场上。
老杨能够冷静地回忆文革，客观分析两派斗争局势。他认为：就当年两派武斗的组织状况而言，联字号更坚固更严整一些。其武装力量在军分区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下行动，分工明确，上下信息和战争准备也充分得多。野战军进军晋东南以后，主要信托又是军分区；长治红字号方面，以大型淮海兵工厂为核心，尽管淮海厂弟兄们很团结，红字号各路力量也很强大，总体上形成一个整师，大炮小炮，装备精良，但是比起军分区、市县武装部和当地驻军而言，毕竟不是一个稳固系统。
兵工厂再大，却不涉及全区市县地方政权。红字号各战团势必分散。文攻人员赴京赴并（并，太原简称）反映问题，也不如军分区向省军区、向北京军区来得快，最后，联字号上层打击了刘格平，北京军区直接抓捕红字号领导干部。中央高层急于召开“九大”，以“揪坏人”的形式收拾乱局，扑灭战火。刘格平虽然支持红字号，亲自到晋东南撑腰，但是大分裂以来，他不能领导对立的军分区和武装部，驻晋海军、空军虽是同盟军，同样不能实际执掌地方政权。
武斗后期，中央十二月会议干脆否定了七月会议，不再支持刘格平。谢振华率69军在山西全面支左，军地一手抓，正面进军，强硬占领，联字号积极配合，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相形之下，红字号是自愿组合性质，群龙无首。我们都有些“雷刚式”的盲动，尽管红字号在长治百姓中占了多数，武装力量也很强，局部都有战斗力，但全局性组织不力，缺乏上下完整的指挥体系，当然打不过正规军和野战军，终将失败。
杨万盛沉沉忆道：“长治打到最后，重兵压境，一个又一个据点失守，伤亡严重，实在没有退路时，紧急开会研究，有人提出，各个副指挥和红字号头头们，带领骨干人马退守到淮海兵工厂的厂区内部，以国防工厂为壁垒组织抵抗，誓不投降，除非军队彻底毁掉工厂，然后再集中兵力，待机收复上党古城。这个方案不现实啊，红字号陷入非常悲壮的境地，我清楚地记得，长运头头刘周娃，听到这个方案时捂住脸痛哭！”
打到1968年3月，野战军撑腰，联字号进剿，红字号惨败。不久，总指挥赵震元以及地县几十号头头，都让联字号在执政中给枪毙了……
我向老杨提到了发生在地委大楼前后的那场战斗，我奇怪为什么这场战斗在两派史料中未见记载。我向他提醒，一楼大厅，你们对死者实施抢救，还有中弹的部位，中午吃带血的包子。老杨猛然间记起此战，很惊诧我怎么知道得这般详细？
他说确有这一仗：当时，红字号在西招待所等地建立较大据点，是为了武装保卫新的地区革命委员会。说起来这是向上海学习经验，即工人纠察队武装保卫新生政权。毛泽东在上海视察中，也很欣赏这个做法。实际上，革委会根本无法行使权力，这一带反而变成了双方激烈冲突的战场。联字号以四零火箭筒等重武器，大白天袭击了西招，抢占了天主堂大院、广播电台和友谊小学等有利地形，近距离对我方指挥部构成威胁，双方形成对攻。中间地带很重要，我们占不了，也不允许他们占领。两军在这里多次拉锯作战。
你所说的那一天，应是1968年2月初。天快亮时，他们再次袭击西招，所以我们吃罢早饭，战斗动员到半前晌，就集合反击出去了。在天主堂大院门前打得最厉害。那位死者，正是我们专建的一个头头，叫赵怀忠，担任一支作战分队的队长。赵怀忠在冲到天主堂大门时，被对方击中，倒在大门前空地上，战友们用密集火力掩护，我带人冲上去，连滚带爬把他拖下来。抬回地委大楼里抢救，他胸部中了四弹，人已经死了。赵怀忠战死，对我们专建一百多名战士很震动，因为他是个队长。
专建队员中还有一人送了命，也让老杨难忘：这位队员叫李天法，本来已经回了晋城老家，他洗手不干了。当时老杨他们觉得人手少，又怕他独自返家后被对立派抓走，便派人去晋城追到村里，把他叫了回来，让他继续坚持战斗。结果，最终让联字号给枪毙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对不住他，心里一直很愧疚。
这一仗，为什么不见双方记载呢？
老杨告诉我：此类战斗已到了频繁发生的时候，两边的报纸传单早就停了，只知昼夜血战。事后，也不会有人去补记这些局部战斗。除非是两派认为有必要揭露某项罪行，才会提及。在当时，这是很局部很普通的一仗，那么多大仗还记不过来呢，联字号打长治、打晋城、打高平，都是联合围剿作战，一打就是一个月。要不是你细问，我参加过战斗也想不起来。这些小仗天天打，哪里顾得上记载呢？
许多文革场景血火史实，就这样在人们的记忆中流逝而去，我们是多么健忘啊。我提到专建的炮楼扫射了一伙青少年，老杨说，那时我身在攻击火线，这类误伤实在不知道，就是知道也记不得了。
原来，不过是一场小仗……
（本文节选自作者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