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高层阿拉斯加会谈以来，北京外交动作频频。中共外长王毅先是在桂林盛情接待了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发表了针对西方的两国外长联合声明。他随后又出访中东，在德黑兰与伊朗签署了一份长达25年的一揽子经济与安全合作协议。中国将对伊朗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作为交换，北京将获得伊朗的石油供应。双方还将深化军事合作，包括武器研发和情报共享等。
观察人士指出，在美国拜登政府联合西方盟国共同应对中共挑战之际，北京似乎也在积极打造一个专制国家同盟。拜登总统把这称为21世纪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共主导的专制国家联盟能否真正形成？这是否将加速世界进入一场新的冷战？美国主导的西方民主国家打赢这场新冷战的制胜法宝将是什么？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国际研究副教授叶耀元表示，新冷战的格局正在形成，其分界线就是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共主导的非民主国家，尤其是新疆的人权问题导致中共与欧盟的关系紧张。
他说：“这个新冷战局势，美国、欧盟或者是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结盟在现阶段的表征来看，事实上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中欧投资协议’目前来讲还是一定被欧盟搁置的。搁置的过程或者是欧盟对于中共进行人权问题上的制裁的这些事情，某种程度都表露出两边的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上面是有宏观差异的。在这样的差异之下，中共的策略核心点在于，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事实上中共对于出口贸易额的依赖逐年在下降。可是这个下降不能代表说中共现阶段以它国内的内需市场可以消耗掉这些过多的产能。如果这些过多的产能没有办法被消耗掉，事实上它还是要想办法跟其它国家进行联盟。这些国家当然可能是意识形态跟中共较为相近的国家，这时候我们看到不管是俄罗斯、朝鲜，以及伊朗，这些国家已经在跟中共进行接触了。这些接触的模式，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如何建立起一套属于中共，不管是透过一带一路，或者是透过这些相同价值，进行一个结盟。用结盟的方式，至少在经济与安全议题上面，让这些国家跟中共绑得更近。”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共拉拢伊朗、俄罗斯和朝鲜这些国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其效果远远不及美国所主导的北约和美日同盟这样的军事同盟。
他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多重组织是不是有它的凝集力。西方国家做为一个民主价值观的共同体，它有民主的共识，有它的凝聚力。但专制国家往往是一个垃圾桶的概念，不是民主的都放在专制里面去了。但是专制还有不同的专制。比如像德黑兰的伊朗，它是一个神教国家，神教国家跟中共，包括中共对伊斯兰的迫害，当然就会有一些冲突和区别。俄国属于一个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它有选举也有反对党，但它确实是没有自由权利。它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俄国面对着普京的后强人时代的时候，也可能再回到民主方向去，也可能更多地跟欧盟靠近。所以我认为对中共来说，它打入的很多体系，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不同支性、不确定性。所以多大程度上它能够用它们，我相信它自己也是有怀疑。所以它所有的联盟没有一个是西方国家美国打造的军事同盟。不是像北约，不是像美日，不是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华尔街日报最近有一篇报道，称“拜登的对华政策难题是如何应对中共对美国衰落的判断”。这篇文章指出，目前美中关系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共过高地估计美国实力下降的程度、并据此采取行动的危险。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或已不再尊重美国，而这种判断是基于一种骄傲和自大。
圣托马斯大学的叶耀元指出，中共对自身实力的高估使其正为此付出代价。它直接导致了美国出台印太战略和联合盟友对抗中共。
他说：“中共现阶段来讲对这件事是完全的误判。这种误判会导致中共一个很深厚，就是简单来讲，它可能太早就已经进入这个误判，太早就已经放弃跟美国在一个对等的条件，或在一个和平的基础之下去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对中共可能会有很大的打击，某种程度就显示在现阶段美国抗中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美国也可以理解中国的误判，在这样的误判前提下，当然美国事实上不希望美中之间不管是在外交的交流上面或者是在对话的窗口上面产生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很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误解。这个误解最后很可能会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冲突情境。从美国的角度看，既然中共已经误解了美方的一个条件，既然中共实上某种程度不愿意在各个不同的可能性跟合作条件之下，跟美国进行一个对话，那在这样的条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对中菜的态度，或对中菜的政策，整个大印太战略加上一个新冷战的局势，就可以说是美国对中菜误判的回应。”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做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基本上也是认为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共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