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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国民党失败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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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北满,被共军破坏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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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高华在华中大学做了一个“六十年后再谈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的演讲,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国民党失败大陆确实可以从多种方面找到原因。如果把目光盯在1946年之后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是事实。不过我对“军事第一”这一结论不能简单同意。因为关于大陆易主这么一个事情,问题也可以这么问:共产党赢了大陆主要是因为军事原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新的问题。比如,延安时期的共产党是怎么从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发展到十年后能够有实力同国民党展开军事较量的?或者说共产党实力的转变是究竟是军事还是政治?再比如,在中共打天下的那些年月,毛泽东一直远离战场,如果把中共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军事,那毛泽东的地位作用怎么算?

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在他回忆录里面说,历史研究不能忽视“铁的倒退规律”(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因为历史总是在回顾、寻找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1]根据这个倒退规律,那么要检讨国共胜败的原因就不能只看战后的那三年。

“国民党失败中国”是一个复杂且很有意思的问题,1949年后美国学界也一直在讨论到底“谁丢失了中国”。根据我近年来的阅读和思考,我觉得国共内战的结果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国家内外政策都是由人来制定的。人具有主观思想,这种主观性一旦涉及到意识形态,很多人会做出理念大于利益的选择。这样,当把国共之争放在国际背景之下,把美、苏两个大国的因素考虑进去,再把个人政治观点、立场对制定政策的影响放进来,这就能够帮助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后面的其他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视角从中国移开,换成从美国这边去看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变化,那么国民党丢失大陆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大约可以看到这么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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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欧洲第一。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从孤立主义外交模式转向了全球主义。在推行这一政策过程中,由于“重欧轻亚”传统,美援在世界各地区的分配很不平衡。比如二战后期实施的“租借法案”的分配严重倾斜欧洲国家,如英国三百十四亿、苏联一百十三亿,而中国只得到了十六亿,占全部五百亿美元的百分之三多一点。——虽然从战术上讲,日本是当时美国直接的敌人,而中国处于东亚最重要的战区。

其次,美国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最初体现在为了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统一,美国在1900年向世界列强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到了二战后期,美国以军援的方式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对日抗战。那时罗斯福总统相信:(今后)“在我们与俄国发生严重政策冲突时,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2]“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建立公正、和平国际秩序思想的最可靠的追随者。”正是基于这种理想主义的考虑,罗斯福把中国政府推到大国的位置。那在当时既有利于促使日本投降的眼前目标,也符合战后同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平合作的远期设想。而且由于有中国的加入,美英苏中四个大国组成的神圣同盟也有利于把亚洲国家号召起来,战后一起保卫和实现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然而不幸的是”,邹谠说,“这种全面规划是以错误估计了苏联的意图,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作出错误的判断为基础的”。(邹书P.30)当苏联战后并没有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采取合作行动时,比如执行“雅尔塔决议”,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挫折,随之在对华关系中现实主义占了上风。应该指出的是,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但是实践证明,美国对华政策中这一原则显得过于理想化而会让美国政府处于自相矛盾地步。[3]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他的政府对华政策中怎样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被现实取代。他认为美国没有能力直接承担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责任,更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因此他的政府一改过去不求回报、不计代价,而是要求蒋介石实行民主改革,接纳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并以此作为提供军援的附加条件。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是,美国国务院中一些亲共官员热衷评估、预测国民党失败在所难免,积极散播他们的消极分析,并因此建议停止军援、与蒋介石政府若即若离,一旦国民党失败,就可以同新政权继续保持关系。

再次,把中共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中分离开来区别对待。这一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冷战时期提出“围堵”理论的外交官,俄国问题专家、政治、历史学家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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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肯南进入了外交系统工作。他精通俄语、德语,所以一直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工作,是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1933年担任美国驻苏首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1891—1967)的助手。1947年2月,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份八千字的“长电报”,对斯大林外交政策进行详细且有系统的分析。他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旧沙皇扩张主义的混合体。斯大林始终仇视西方资本主义,因而美苏之间的冲突不是双方沟通不良或误解,而是苏联以共产主义及沙皇时代的标准看待外部世界。基于美苏两国的理念与目标无法妥协,所以美国必须为长期的斗争做好准备”。几个月后肯南又在美国《外交月刊》(Ameican 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指出:斯大林的策略是马列的混合体,此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是资本主义必亡。因此美国绝对不可期待未来的岁月能够和苏联在政治上建立密切关系,须把苏联视为敌手而不是伙伴,因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是不会共存的。[4]

作为一个外交官,肯南能够从所在国外部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中归纳、概括出意识形态这个主线,这就不仅洞穿斯大林继承列宁主义的邪恶本质,还能针对美苏关系提出相应对策,那种能力并不是一般外交官都具备的,所以很快受到杜鲁门、马歇尔的赏识而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任职。肯南针对苏联的情况提出围堵理论有他主观和客观上的特点。首先是他的俄语让他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产生热爱,又对二十世纪苏联政治具有超出一般的理解;其次是他驻苏期间苏共是执政党,这点尤其重要。这样他就有机会目睹1930年代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恐怖、残酷、血腥,以及看到自由和专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冲突。

我们知道40年代美国驻华人员中有些和肯南背景相似,有些人还是在中国出生长大,语言更是没有障碍。但同苏联当时的情况不一样的是,那时中共在野。在民主社会、或者是一个允许反对党存在的政治制度底下,在野的好处是可以把自己真正企图、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而去攻击执政党在政策、方针方面的任何瑕疵。1944年为了迎接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共产党把延安的街道打扫、装扮得如浴春风一般,把民主、自由的口号刷在墙上,[5]再把林肯、华盛顿的名字夹到报纸评论文章中去,那就足以蒙蔽那些和肯南同样年纪的驻华外交官。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的延安,光听得懂湖南话是没有用的。如果不是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再囿个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执,美国人更加不容易识破毛式骗局。

但是肯南也有他的缺陷,他对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了解甚浅,而且这个短处在他回国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处负责人之后被放大了。根据吴昆财的研究,肯南对中国问题看法受美国前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MacMurray,1881—1960)和前驻华外交官戴维斯(John P.Davies,1908—1999)的影响很大。

1925至1929年间马慕瑞担任过驻华公使。35年他写了一份和后来肯南那份长电报同样著名的《备忘录》,里面他对美中关系有如下几点评议:1、美国对华政策太过理想化;2、中国是一个只接受恩惠而不知图报的民族;3、中国具有蔑视法律、欺善怕恶、得寸进寸的劣行;4、美国在远东首要考虑的对象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吴书P.116))1950年肯南曾经写了一封信给马慕瑞,告诉他:你的文章具有如此的洞察力、思想力以及先见之明,在我们政府里无人能比,它们大大地澄清了我在东亚问题上诸多疑虑。(同上)必须承认,上世纪三十年代马慕瑞对中国人的评析深刻到位。但到了国共争夺大陆天下的四十年代,把他的那些评价上升到对华政策层面就很难,因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所以就有了戴维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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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出生在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汉语流利,青年时代回美国读书。大学毕业后考取国务院外交人员资格,1930年代开始在国务院工作,担任重庆大使馆随员,42年开始兼任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Joe Stilwell,1883—1946)的政治顾问。在重庆,戴同中共办事处成员联络活泛,并从那里获取战时中共方面对国共关系以及未来发展的分析和预测,然后以它们为第一手材料,写了报告送回华盛顿作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

可以这么说,当时国共两党都非常清楚对方的手段和策略,都准备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处于有利地位展开争夺国家权力之战。蒋介石作为政府一方,他有足够的资源和途径让国际社会了解他对中共的评价。比如1944年对来访的副总统华莱士说,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还要共产化;中共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夺权;那种把中共说成是农业民主主义者是巧妙的赤色宣传。[6]再比如1945年7月在执行雅尔塔协定的谈判中,蒋介石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道:具有自己军事和政治组织的中共使军事统帅和政治控制的完全统一成为不可能;中国政府恳切希望苏联将一切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提供给中央政府……(邹书P.222)同样,共产党也希望能有渠道把蒋介石背着美国人对付共产党的伎俩捅出去。

1942年7月31日戴维斯在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写到:“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租借物质将被囤积”。8月6日的报告:“周恩来函告罗斯福经济顾问科里,(Lauchlin Currie,1902—1993)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质,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1943年3月16日报告:“除中共军队及驻印军外,中国军队士气皆低落,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对华政策宜以租借物质为交换讲价值手段,迫令抗日”。6月24日报告:“访周恩来,周要求美国派员长驻共区”。[7]

戴维斯对他在战时重庆的角色很满意,他在个人自传《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里称,是他在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多次提出在延安设立“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建议,经史迪威签名后由陆军部呈送罗斯福总统,那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有成就的业绩。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设立“延安观察组”客观上为中共打开一个通向外界大门提供了便利。重庆时期戴维斯的作用除了给史迪威当翻译外,他的那些报告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共办事处。这样,戴相当于给周恩来带去了美国人的耳朵,又在国务院里给中共安装了一个嘴巴。

那时戴维斯虽服务于史迪威,但他隶属国务院,在赫尔利转任大使后,他对赫尔利执行美国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多有抵触以及冲撞。在赫尔利的要求下,1945年1月国务院将戴维斯从中国召回转派往莫斯科,这正好让他有机会结识了还在苏联的肯南。戴维斯告诉肯南:中苏两个共产党之间关系晦暗不清,中共在所有的共产党世界中可能更具有独立性。很显然,戴这里是尽力把中共同苏联拉开距离。戴维斯还向肯南灌输:美国应该对蒋介石政府保持弹性外交,应迫使蒋同意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吴书P.117)

1947年调回国务院掌管政策计划处时,肯南挑选两位同事,其中之一便是戴维斯,这样肯南在中国问题上倚重戴维斯也就顺理成章了。47年在研究对华政策的讨论中,针对刚刚成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中国是亚洲地区唯一可以对抗苏联扩张的国家,美国必须以杜鲁门主义协助希腊那样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援助”意见时,肯南代表国务院方面表示不同意。他说(在远东)“美国重要的工作是确保对日本、琉球以及菲律宾的控制。只要能够掌控太平洋安全体系,那么美国在此地区就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威胁。”(吴书P.113)1947年美国政府已经预测中共革命胜利无法逆转,然而提出“围堵”共产主义理论的肯南却对那个危险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情。也许肯南真的不懂中国,或者他确实认为延安不同于莫斯科,所以中共不应该列入被“围堵”之列。

肯南的政策计划处在马歇尔任国务卿期间对美国外交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其中以1947美国使用围堵理论通过援助希腊法案最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杜鲁门对国务院的信任要大于军方,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外交一贯是以国务院为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大选后艾奇逊(Dean Acheson,1893—1971)出任国务卿、肯南辞职为止。但是认为中共革命不同于世界共产运动的这种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并不只是肯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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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催生了世界各地共产党组织,其中希腊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1月,比中共还早3年。希腊和中共这两个共产党在他们各自发展过程中既相似也有不同。1936年希共被希腊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中共却在西安事变后成了合法政党。二战爆发后,希共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一度成为抵抗纳粹进攻的武装力量。而中共认定既然要夺权,那么一定要有自己的军队,并在抗战期间趁机扩大地盘、发展武装。1944年希特勒从希腊撤退后,希共随即为夺取政权与政府军展开内战。45年日本刚投降,共军马上朝东北赶,抢在国军到达之前摆开有利阵势,因为他们知道“东北及其重要”。“我们把现在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地。”[8]

作为曾经的君主国,44年10月英军登陆希腊,流亡政府也随之回国,但是那里的安全和秩序完全靠英国的维持,就像美国为了美中共同利益无条件支持中华民国那样。1947年2月,英国以经济原因宣布将于3月底撤离,不再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就把在东亚、南欧抵制共产扩张势力的担子推给了美国。

在内阁会议上,副国务卿艾奇逊提出“骨牌效应”理论。即如果希腊沦陷,土耳其不守,则苏联势将控制黑海出口,同时连锁效应会扩及到意大利、德国以及法国等地。因此他说美国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吴书P.42)杜鲁门支持这种意见。他说:“我们的理想和传统要求我们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政策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就要加以援助。”[9]但是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国务院拒绝批准向国民党政府出口弹药的许可证,认为只有把弹药供给(国共)“联合政府”之下代表国家的军队才会给予批准。[10]

根据国务院的建议以及肯南的围堵理论,美国政府决定接替英国援助希腊。艾奇逊起草了后来成为“杜鲁门主义”核心内容的国会演讲稿,其目的是要说服国会拨款挽救希、土所面临的赤化危机。杜鲁门说道,现今世界国家形态中,“一种是基于多数人的意愿,它的特色是为自由的制度、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保障、信仰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免于政治迫害的自由。另外一种是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之上。它的基础在于恐怖镇压、控制媒体、固定式选举,以抑制干扰自由。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必定会帮助(第二种)人以他们的方式战胜命运。值此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吴书P.43)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纵览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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