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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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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经济全球化被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和最高境界。其实,经济全球化落入“中国陷阱”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各国政府都没有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支配下的超大经济体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政治经济上的不良后果早晚会出现。西方各国企业界硬要把老虎当成猫,把狼当成羊,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提供全球产业链,其实是把自己国家命运的绞索往 中共当局手中送。

经济全球化1.0版的重心被放在中国,由此带来了怎样的风险?

经济全球化1.0版的重心放在中国,由此产生了两个巨大的中国陷阱。其一是以中国销售市场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跨国公司容易自掘“屈从中国”的陷阱;其二是全球商品供应链陷入对中国高度依赖的陷阱。

除了缺乏这两种陷阱意识之外,全世界也基本上没人预见到中国“崛起”及其对外扩张可能给经济全球化造成政治风险,没想到中国的人权迫害也可能构成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冲击,而各国企业更未对意外风险会威胁全球供应链作未雨绸缪之备。现在,反思这一切的时刻到了。


本文要点:

▪经济全球化被忘却的风险
▪在商言商,便能维系与中国的长期稳定之经济往来?
▪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的风险
▪人权迫害可以造成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风险
▪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陷阱


一、经济全球化被忘却的风险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全球化被看作人类经济发展不断进步的标志和结果,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形成,恰恰就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特点。中国也紧紧抓住这个旗号,反复宣传要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背后的心里话是,好不容易,机会难得,总算轮到我来主宰地球命运了。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到中国去依托“世界工厂”来组建自己的产业链和制造业产品的供应链?从经济发展史看,全球产业链布局大致有分散化和集中化两种,分散化是因为各个国家都要发展本国的经济,而集中化是因为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往成本低的地区转移。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产业链曾经先后在美国、日本和中国集中过,这些国家因此先后被称为“世界工厂”,成为制造业的重要中心。“世界工厂”之所以会在这几个国家,首先是都具备基本的工业基础,其次是对工商业活动的限制比较少,再次是出口和内销都比较方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转移到中国,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随着海运的便利和许多发达国家去除了关税,企业的跨国经营越来越方便;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秩序比较安定,美苏冷战结束了,中共还很弱,没有多少对外野心,除了中东地区还有一些战乱,欧洲和东亚地区都长期和平,因此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开始往当时工资低的中国转移,同时也迷恋中国的市场。

这个时期的经济全球化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英国公司到美国经营和美国公司到日本经营,产品和技术比较简单,可以在新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完成。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引用,各国的产品设计、原材料使用和技术应用越来越复杂,而发达国家的专利法规也越来越完备,企业的设计、技术等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当发达国家的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时,开始将经营过程中的制造加工过程与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售后服务分离开来,只有加工过程在中国进行;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和电子零部件的复杂性和高技术又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都在中国制造,只能到具备这方面能力的国家去制造,于是,在中国的加工过程就成为外来设计、外来原材料、外来零部件的组装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广东的“三来一补”就是这种来料加工式制造业结构。

对跨国公司来说,许多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如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和营销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的企业按照技术能力分工,分别承担原材料、零部件的设计、制造,而最后组装这个劳动密集型环节则在中国的工厂完成。这种全球化的经营模式大大降低了跨国公司的成本,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国也大为受益,并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去年的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制造业产出的一半来自亚洲,亚洲的制造业三大支柱分别是中国(4.1万亿美元,占亚洲的58%)、日本(1万亿美元,15%)和韩国(5千亿美元,6%)。

二、在商言商,便能维系与中国的长期稳定之经济往来?

各国商界有一些人经常讲,他们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不能损坏与中共的关系。其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们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这些话语貌似颇有道理,但其中好像忘掉了重要的东西。

首先,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商人们能完全左右的吗?还是相反,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左右商人们的决策?答案不言自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左右外商的命运。中国政府与其他大国不同,它有谋求区域性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野心,因此,可能利用商业手段来达到其地缘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的目的。特别是中国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它开始展现其控制印太地区的战略企图,某个国家只要成为它的战略慑控目标,就会感受到它的威胁。去年澳大利亚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商言商,在风平浪静的年代当然如此,交往双方没有冲突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民主国家之间,虽然可能出现贸易上的摩擦,但彼此的民主制度相同,也都遵守国际规则,这样的贸易分歧是可以解决的,不会引起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间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有人会说,和中国的经济交往持续多年,一向平和,为什么要惹纠纷、出麻烦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极权国家虽然有对外扩张野心,却可能长期“韬光养晦”,直到它觉得时机成熟,才会“亮剑”。那时,期待与其继续维持稳定经济关系的国家便面临难题了。

一旦中国的贸易对象国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国家安全遭到冲击,想要继续维持贸易关系,就只能在政治、国防等方面作出让步;而这种局面开启之后,若中国步步逼近,予取予求,则被威胁的国家就陷入了全面被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二战爆发前英国首相张伯伦用绥靖主义政策敷衍纳粹德国,最终仍然被迫与之交战;大日本帝国对泰国施加压力,最后泰国只能臣服。若想与极权国家维持长期稳定的经济交往,只可能发生在它尚未对外扩张之前,而无法奢望于它开始扩张之后。在风波迭起的年代,企业还能天真地光讲在商言商吗?

三、重新思考经济全球化的风险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媒体和大学课堂里,只讲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好处,但很少有专家具体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各种风险到底会有多大的后果。究竟经济全球化有哪几大类风险?

首先,全世界基本上没人预见到中国“崛起”可能给经济全球化造成政治风险,以致于现在中国的对外军事扩张战略已经毫不遮掩地展示出来了,各国才感到突兀不满。其实,这种对经济全球化遭遇政治风险而无所防备的心态,是目光短浅的必然后果;也可以说,是对 中共当局国际野心一无所知的产物。中国的扩军备战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但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和商家始终心存侥幸,以为和平长存,中国就象动物园的熊猫,不会构成对印太地区的威胁。

其次,即便有人谈到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也往往局限于纯经济或金融层面的局部事件。比如,德国的Dr. Thieß Petersen于2018年7月以《全球经济的7个风险(7 Risks for the Global Economy)》为题,提到了经济全球化的7个风险:1、全球流动性过剩;2、债务增长;3、保护主义抬头;4、地缘政治冲突升级;5、社会不稳定性增加;6、美国的利率上升;7、技术进步减少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其中的第4点并未专门考虑中国因素。这样的分析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视角,避重就轻,他完全没有考虑全球化供应链的可能面临的风险。

再次,意外风险对经济全球化供应链的威胁,基本上也没人讨论,更没有企业未雨绸缪。国际社会里高调鼓吹经济全球化的专家太多了,而冷静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能面临的意外风险的人却太少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风险,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意外风险,却没有哪种意外风险能完全避免。最近这一年里,国际社会里接连发生了许多意外事件。从中国疫情危害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到全球集装箱循环乱套导致各国商品涨价,再到全球芯片危机冲击许多产业,还有苏伊士运河堵船卡住全球部分海运,这些事件都是各跨国公司事先想不到、而后果又非常严重的。

四、人权迫害可以造成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风险

中国在国际上公然藐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在国内坚持实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做法,随着中美冷战的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最近爆发了国际纺织服装行业抵制新疆棉花的事件,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出于国际道义而与 中共当局对抗,因而发生的另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风险。

2019年7月澳广ABC调查节目《四角方圆》披露,维吾尔族穆斯林被抓捕并被强迫在新疆的纺织厂工作。随后,Cotton On集团和Target的澳大利亚分公司宣布不再使用新疆棉花。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苹果、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等83个国际知名服装品牌的原料供应链与中国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有关。

去年9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这个问题随后引起了更多的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30日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提到,“在新疆发生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除了把“超过1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送入法外关押营外,“还有2百万人受到只在白天进行的‘再教育’培训”。

日内瓦有一个非政府组织“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它是个供应链联盟,会员包括国际知名服装纺织品零售品牌、原料供应商和棉纱加工商、棉花种植者组织、为棉花供应链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等。BCI能影响全球棉花供应链、定价权和棉花质量标准评定,它安排的棉花供应量占全球的三成,而中国是它的大客户之一。去年3月下旬BCI宣布,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棉花许可证;去年10月21日BCI决定停止在新疆的所有实地活动。中国因此遭遇到新疆棉花最大客户的买方制裁。今年3月22日欧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宣布,就新疆维吾尔族裔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宣布支持这一制裁措施。

国际商界对新疆棉花的抵制活动,对中国经济和全球服装纺织品供应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费国,也是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全球棉花产量的四分之一在中国,而新疆的棉花占中国产量的87%。中国的纺织服装业一年的出口额接近1,900亿美元,占总产量约一半%。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九成要用外商品牌才能卖到国外,品牌外商开始抵制新疆棉花后,中国的纺织服装业无法贴上外国品牌,将失去一半销路,也因此失去大量就业机会。

据奥纬咨询发布的报告,去年中国就因为国际商界对新疆棉花的抵制活动,失去了大约4,000亿元人民币的服装和纺织品出口。中国无力应对纺织品国际市场买主的抵制,因此从今年3月24日开始展开了对外国品牌服装的批判和抵制,但这种做法对挽救中国服装和纺织品产业的政治困境,毫无用处。但哪些长期用中国产品充填货架的跨国公司,如今也必须考虑重新组建新的供应链。

五、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陷阱

经济全球化的重心放在中国,至少还有两个巨大的中国陷阱。第一是以中国销售市场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跨国公司把母国带入屈从中国威胁的陷阱;第二是全球商品供应链陷入对中国高度依赖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无需多说明,其道理显而易见。跨国公司如果形成了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一旦母国遭到中国的威胁,它们就会要求本国政府不要与中国对抗。这些自私的公司就可能企图削弱母国的抵抗意志,让母国民众承受中国压力和渗透的严重后果。目前美国、日本、韩国都有这样的公司在呼吁本国政府要对中国的威胁尽量妥协。

我对第二个陷阱稍加说明。跨国公司采用全球化经营模式时,为了方便制造过程,逐渐把复杂的技术转移到中国,甚至为了降低成本,关掉了本国的工厂,完全依赖中国企业的制造。这样的跨国公司就变成了“无厂经营”,它只负责市场调查、产品设计、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而不再有制造业功能。由此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这些“无厂经营”的跨国公司与“世界工厂”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这种跨国协作好像确实“花好月圆”;然而,它们与中国的“世界工厂”之跨国协作却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跨国公司的顺利经营必须依赖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必须保持“蜜月”状态。中国已经扩军备战多年,然后在去年上半年点燃了中美冷战,于是突然之间跨国公司高度依赖的“世界工厂”与美国之间安定的国际环境消失了。当这些跨国公司试图淡化中国威胁,以保住自己的商品供应链时,它们有时可能为了利润而扮演中国的“第五纵队”角色。

现在,国际大环境已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中美关系处于实际上的冷战状态,双方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敌对关系。不管跨国公司喜欢不喜欢,也不管美国总统如何定义双边关系,中美“蜜月”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已经患上“中国依赖症”的跨国公司不可能扭转这一局面,只能痛苦地面对这个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还会继续下去,但各国供应链对“世界工厂”的过度依赖将不得不终止。

一直以来,经济全球化被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和最高境界。其实,经济全球化落入“中国陷阱”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各国政府都没有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支配下的超大经济体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其政治经济上的不良后果早晚会出现。西方各国企业界硬要把老虎当成猫,把狼当成羊,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提供全球产业链,其实是把自己国家命运的绞索往 中共当局手中送。

川普总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看到了这种危险,看到了中共的野心,及时采取了反制措施。而最近美国开始重建芯片产业链,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制造2纳米等尖端产品,就是半导体供应链的最先进部分全球重新布局的一个环节。这是中美冷战进入第二年以来可以看得到的产业布局方面一个认知上的突破,台积电赴美建厂,代表着经济全球化2.0版高端产品新布局的开篇。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djy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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