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新近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的第十一集中，说到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国民党的打压下，逃到了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暴动的剩余人马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与毛会师，成立了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任党代表。之后，毛、朱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等等。
然而，洗脑片中没有提及、大概也不愿提及的是，上万的人马是靠什么生存下去的，四处游荡究竟为了什么。要知道，这么多人，吃穿用度都需要大量钱财的，一方面国民党的围剿使其供给困难，另一方面处于偏远地区的井冈山老百姓大多很贫穷，再怎么支持毛、朱，也缺乏足够的力量。
对此，毛是心知肚明。在未站稳脚跟时，为了与周边老百姓搞好关系，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毛在上井冈山前曾向所属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到了井冈山后，毛又于1928年1月颁布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1929年，又加了两项注意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这就是后来中共军队宣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的版本，而其目的除了获取民心外，更是为了在生计上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最初中共军队颇有土匪作风，曾引起老百姓的不满。
虽然中共出台了制约军队的“纪律和注意”，虽然后来中共在宣传中将红军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样的约束只是针对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有钱的富户和商人，中共才不讲什么“纪律和注意”，否则如何生存下去？中共官媒曾透露一二。
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报》官方网站刊文《陈毅述红军筹款秘诀：贴条子勒索豪绅不给钱就烧房子》，这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书面报告，报告原载1930年初《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后收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报告中称，毛上井冈山后，因国军不断围剿导致给养困难，因此逃离井冈山，四处游荡。每到一地，毛的红军都要张贴标语，宣传共产思想，同时向当地富户“筹款”。
由于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维持生计，所以筹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城市筹款。红军每到一个城市或县城，就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按照陈毅的说辞是“红军每写信到临县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二、勒索富户。如果没抓到富户或其家人，就估计其房屋价格并在其房屋上贴一张罚款的条子，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警告。据说，这个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多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三是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其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此外，奖励来报告富户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
在2002年中共地方党委编纂的《芗江风云》一书中也记载了中共红军对商户、富户的勒索。1932年毛随红军东路军入闽，打进漳州后，红军负责筹款的毛泽覃提议按资金多少来定“捐款”数额，由商会评议，定出各途（行业）商户应“捐助”的数额，指派专人收集，每日集中点缴。筹款人员持红军发的证件上街，确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户，红军发凭证，上写“筹款交清，给予保护”八字，贴在店门口。此举与土匪、黑社会收取保护费并无两样。
中共红军除了“勒索”和收取保护费外，更为恶劣的是进行绑票。当年中共红军颁布的《筹款须知》中，有迅速捉人及宣传恐吓的秘诀：“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在周密调查结束后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
“特别对其走狗（雇的工人、邻人等）、小孩、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被捉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像。”
绑票后，中共催款的手段也是“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烧房经过宣传，拆开大门，倒洋油）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缴。杀人也要经宣传、拟罪状、捆绑、写罪状、盖官印的几个阶段。”
中共绑票的一个典型代表正是被中共鼓吹为“英雄”的方志敏。他曾在1930年7月，领导红十军伪装成国军，洗劫了只有一个营守卫的瓷都景德镇，绑架了多名外国商人。在得到这些家人巨额“赠款”后才将其释放。当时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的家产被洗劫一空，邓本人因替被抢掠的受害者讨要财产，遭到红军枪杀。
而在中共1931年建立国中国后，方志敏出任“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勒索。他后来之所以被国民政府围剿并在逮捕后以“绑票杀人罪”处死，就是因为他绑架了美国传教士达能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在索要巨额赎金遭拒后，将夫妇俩砍头，而为他们说情的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人也被一起砍头。
另一个中共绑票典型代表是盘踞在湘鄂赣一带的黄公略，他与彭德怀在秋收暴动时，曾公开在湘东响应。台湾史料显示，黄公略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座城，就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索，但无论是否收到赎金，人质都要被杀死。
如其在攻破长沙城时，抓了一个富户遗孀的儿子为质。黄公略令手下将其绑在堂前树上，用荆棘状的铅丝制成的鞭子鞭打他，还传令以十万为代价，款不到则鞭不停。富家子弟哀号不止，血流满地。他的母亲披散着头发四处奔走，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勉强凑足了十万块送给黄公略赎子，但看到的却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富孀哀号一声气绝。
还有网上刊登的李元龙撰写的《红军的绑票和借条》一文透露，1934年11月，贺龙、肖克的红军在贵州的黄平县城抓到了两个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和海曼，以及他们的妻子或孩子。两个传教士被红军绑起来，“像牵狗一样”被红军牵着走，共有560天之多，而红军只为从他们身上勒索钱财进行“长征”。
博萨哈特后来在回忆录记述道，红军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结果，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与他们一同被关押的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红军的确榨出了不少金钱。
列位看官，现在总算明白了，中共是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去的。为了生存，中共不惜勒索、绑票、收取保护费，这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与有些“盗亦有盗”的土匪相比，中共实在是连他们也不如。
如此行径，使得红军每到一地时，地主、富户都闻风而逃，只留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
在最初几年主要靠着勒索、绑票、收取保护费维持生计的中共，又趁着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以及日军进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国难当头之际，于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公然分裂中国，武装叛乱，继续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中共苏维埃政权设计了国旗，还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苏”字缘于俄语汉译“苏维埃”，其发行的货币上面居然是苏共党魁列宁的头像。
对于这个国中之国，洗脑片第十三集并没有好意思直接说出，而是通过镜头展示。大概中共也担心，有心之人会发现中共当年在分裂中国，在搞叛乱，在卖国，再与当下对比，中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在这个国中国中，毛泽东当选主席，毛泽民则被任命红色银行行长，后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对外贸易总局局长，主管中共苏区的银行、贸易、财政、工矿等方面的工作。此时的中共应该也意识到了靠绑架勒索不是长远之计，因此才让颇具理财才能的毛泽民负责经济工作，负责筹粮、筹款，这让中共多少有了一些收入。比如毛泽民曾将苏区的钨矿出口到香港，为中共赚取金钱。据说1934年钨矿产值200余万元。
迄今为止，在中共的语境下，这个实质上是分裂中国的国中国却被视为“共和国的摇篮”，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不过，中共有一点说的是对的，那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演，虽然改头换面但“内核”却没有换，二者都是卖国的政权。
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存续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1937年9月，而中共摒弃国中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为了保卫苏联。原来，当年的斯大林在听闻西安军事叛变后，为避免同时在东线、西线和日本、德国作战，严令中共释放被抓的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并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听从苏联主子之语的中共摇身一变，竖起了“抗日”的大旗，并自称“中流砥柱”。只是假的永远是假的，随着一个个谎言的被揭穿，中共无数谎言堆砌起来的政权正在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