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资料图片©路透社图片
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4月28日面世的《国际政治季刊》采访中表示，德国发挥更积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作用是一个大转变。她警告说，在德国9月大选后，未来可能与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将涉及艰难的谈判。
《国际政治季刊》由德国外交关系协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出版。采访中，记者问道，“国防部长女士，至少从2014年开始，德国一直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但德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仍然没有一致的方向或战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缺乏发展的情况？为什么一切看起来还是那么零散？”卡伦鲍尔回答说，“几十年来，德国的优点之一是它没有作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力量占据（国际）中心舞台。在经历了纳粹时代的恐怖之后，这种立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也是我国政治和经济成功的部分基础。最重要的是，它是使我们国家得以统一的战略。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旧的外交政策原则已经不再起作用。我们的许多伙伴和盟友希望并期望，而且是正确的，即德国应该做得更多，花更多钱，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卡伦鲍尔说，“这也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在德国的生活，我们的自由和经济稳定的生活，都取决于我们这样做。很多人对这种新思维有困难，这完全是自然的。这不是一觉醒来的过程。尽管如此，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正确的事情。我们都能感觉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继续面临新的风险。我们不能继续将我们的安全责任交到别人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不是一个容易的转变。”她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地位非常舒适，被一个基本没有敌意的世界所包围。德国的武装部队参加了一些国际任务，但很少关注传统的国防。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变化，这给我们既定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新的压力。”她补充说，“突然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德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而且，新的威胁正在出现，新的技术和武器系统，新型的混合攻击和信息战。突然间，这不仅仅是德国能做出什么贡献的问题，而是以国家带头，在世界的组织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与过去的巨大决裂，它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卡伦鲍尔强调，“我们目前正在寻找进入这个新角色的方式。我相信我们会成功做到这一点。而国防部希望深入参与其中。”记者问道，“当然，关于这一进程的政治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增加国防预算的建议，到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新结构，以及关于国家战略文化的问题。在外交政策方面，你认为德国最大的不足之处是什么？”卡伦鲍尔指出，“毫无疑问，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强的经济体之一，人们对我们的期望与我们实际做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在北约方面，政府已经承诺实现2%的目标并提供某些防御能力，但我们在这些承诺方面仍然远远低于预期。”
卡伦鲍尔说，“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关于提供安全的结构。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质的变化的威胁。仅仅提到新技术，我们已经面临着混合的、网络化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同样是网络化的政治方法。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安全定义和一个能够协调这些复杂挑战的体制结构。在我看来，这个角色可以由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扮演，它将从不同部门提出的各种立场中创造出统一的政府政策。我们可以在当前看到：新冠病毒大流行表明，我们现有的结构不足以处理这类复杂情况”。她续称，“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安全政策的艰难现实。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近年来核威慑保证了欧洲和德国的安全。但欧洲的核平衡现在也面临着严重的压力。就我而言，毫无疑问：在未来，核威慑将继续是我们安全的绝对基础。而这包括德国在北约的核参与。”
记者补充说，“你说，德国仍然落后于与北约商定的目标，即每年将GDP的2%用于国防。但德国要在2024年前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在目前的联合政府下证明它是如此困难，你认为在9月的大选后情况会改善吗？”卡伦鲍尔说，“对于即将到来的预算年，国防部的数字还不错。我们设法通过谈判获得了额外的25亿欧元，超过了财政部的计划。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中期财政规划，在当前规划期结束时，年度国防开支将下降到GDP的1.2%。这是不可接受的：它不能满足我们自己的安全需求，也不能让我们发展我们向国际伙伴承诺的军事能力。”她说，“出于这个原因，任何新的（执政）联盟谈判都必须包括一个坦率的讨论，即我们在未来几年需要推动什么，以及它将花费多少。我们将不得不讨论提供这些必要资源的新方法。例如，我正在推动一项新的规划法，为长期安全投资提供长期的政治保证。”
记者问，“目前（德国）宪法规定，军事部署必须得到议院的具体批准，未来会怎样？早在2018年，你已经在说。‘作为实现新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对海外军事部署的议院批准必须有一些回退’。”卡伦鲍尔说，“对议院审查的要求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的武装部队与议院有着如此密切的伙伴关系，因此可以真正依靠议院的支持，这是德国政治文化在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军队仍然是一支议院军事力量”。她表示，“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确保国家在安全政策方面能够真正采取有效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议院委员会建议让议院的批准更加灵活。例如，通过一种预期性的决议，这可以为特派团提供一个框架，在紧急情况下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速度。或者，议院可以被赋予召回代表团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到目前为止，每一个外国部署都是由议院多数批准的。”
记者问，“在欧洲军队的问题上，议院的监督也起着关键作用。三年前，你还在说支持建立一支欧洲军队。但在去年，你说，欧洲军队或欧洲人的军队是否更可取，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对此，她指出，“有5亿人生活在欧洲。这关系到他们的安全和自由。保卫这些人是每个欧洲国家的武装部队的使命和目标。目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国家军队和国家合作形式来做这件事。我们希望大幅扩大这种合作，以便我们能够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共同行动。”卡伦鲍尔说，“欧盟的战略指南针进程，是德国的倡议，将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同样，欧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PESCO）和各种共同军备倡议，以及通过欧洲防务局进行的武器采购协调。这是个很长的项目清单。重要的是，每个国家与其国家军队的行动都应被视为对欧洲整体安全的贡献。如果我们最终要建立一支欧洲军队，这就是它所基于的基本前提。”
采访中，记者还提问，“在政治方面，更积极的德国外交政策的议院多数将来自哪里？例如，会不会是在基民盟和绿党的联盟中（出现）？”卡伦鲍尔说，“议院国防委员会中的绿党代表可能倾向于比他们整个政党更顺从和开放。目前还不清楚绿党中谁将最终占上风。无论怎样，与该党的联合谈判将涉及全面的艰难谈判。不仅仅是关于武装无人机。”记者问，“外交政策的任何新方向都需要议院的多数，但也需要更多民众的支持。为什么在2％的目标背景下，对你来说，组织多数派资金为我们的武装部队提供足够的装备，然后向德国公众解释这一切是如此困难？是沟通的问题吗？还是只是德国人仍然完全不觉得受到威胁，即使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卡伦鲍尔说，“你的最后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最终处理这些议题的唯一方法是诚实地处理它们，并鼓励广泛的辩论。我们知道，外交和安全政策，包括海外发展，往往不在日常政治议程的首位。但我们也看到，国际发展如何能对国内问题产生强大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是积极确保外交和安全问题被列入议程的显著位置，并将其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留在那里。现在，在外交政策界有非常密集和有争议的讨论。我想公开这场辩论，并使事情更加公开。”她说，“你必须带领人们，让他们参与进来，不要回避困难的对话。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在安全政策方面，德国人大多是非常现实的，极其务实的。这种认为你不能与人民谈论威胁或部署，或一般的国防和安全政策的想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
记者问道，“去年年底，政府公布了印太地区的政策指南。现在，德国正在向南中国海派遣‘拜仁’号护卫舰，尽管没有计划参与美国领导的‘航行自由’行动。你能告诉我们你在印太地区的目标吗？”卡伦鲍尔回答称，“之所以需要印太准则，是因为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在那里有与我们价值观相同的伙伴，他们与我们有非常相似的关切。我们在该地区也有经济利益。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依赖于世界贸易的自由、公平和基于规则。该地区的稳定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航道自由也是如此。我们的当地伙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期望我们发出信号，展示我们的存在，并发挥我们的力量。这关系到我们如何与区域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一起工作。以及我们对区域安全对话的参与。”
卡伦鲍尔续指，“那么，一艘护卫舰能实现什么？显然，这次部署首先是一个象征性的：它显示了我们的团结和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这艘护卫舰将在执行任务时进行长途跋涉：它还将参加索马里沿海的‘阿塔兰特’反海盗任务，以及监测对朝鲜的武器禁运任务。拜仁号的部署还将包括一些港口访问和与合作伙伴的联合演习。”记者追问，“在推特上，你最近写道：‘我们从中国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武断语气，甚至呼吁'战斗准备'。‘我是这样看的。我们在可以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但在必须的情况下，我们将反对他们。’你想在什么样的领域与这个越来越有侵略性的中国合作？”
卡伦鲍尔说，“中国最近对欧盟的一些个别民意代表进行了制裁。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对北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问题。中国显然希望推进其对全球体系的构想，一个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体系，并增加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它一心一意地这样做，常常无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她说，“我们必须清楚：完全不能确定世界将继续由西方体系和我们的民主、个人主义和人权理念来塑造。如果我们关心这些价值观，我们就必须每天站出来支持它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在通过大量的联盟以及国际组织来做这件事。但我们仍有改进的余地。”
卡伦鲍尔说，“但这一现实还有另一个方面。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而且它将继续如此。而且我们也需要中国来解决影响全人类的重要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没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解决方案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和美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谈开始时是对抗性的，但后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有可能就国际问题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记者问，“拜登政府正试图与欧洲结成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盟来对抗中国。这是否是正确的方式？德国和欧洲应该明确站在美国一边吗？”
卡伦鲍尔说，“在我看来，德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采取同等距离的立场是不可能的。我支持一个强大的欧洲。而事实是，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比中国或其价值观更接近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利益总是与德国或欧洲的利益一致。东盟国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巧妙的思考方式。这不是建立一个反对某一方的联盟，而是为某些东西建立一个联盟。例如，为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为货物的自由流动，或为航运路线的自由而建立联盟。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有其他想法，我们就有必要坚定地表明，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向中国让步。”
卡伦鲍尔补充说，“对我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欧洲是否会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被压垮。更大的挑战是欧洲是否会起到任何作用。如果你看一下谁在制定技术标准，例如，是中国和美国。我们欧洲人必须面对我们自己的竞争力问题。我们不能让自己落伍。我们必须保持我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采取与北京不同的立场，必要时也与华盛顿不同。这是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美国朋友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共同基础，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很合理的，这在跨大西洋的朋友和伙伴之间一直是可能的。”
记者说，“你开始听起来有点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卡伦鲍尔接话说，“德国和法国对此表示赞同。欧洲在未来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与法国共享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她说，“但不应该把跨大西洋关系与欧洲关系相提并论。两种关系都在朝同一个方向拉动。两者都有可能：我们可以加强欧洲的安全能力，同时仍然保持美国在欧洲一边。没有美国，欧洲安全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我们正在努力提升欧洲的行动能力。”
卡伦鲍尔说，“在德国去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开始了制定欧洲总体战略的道路，即战略指南针，法国将在明年结束这一进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推动联合军备项目和PESCO项目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在萨赫勒地区一起工作。人们必须意识到德国和法国立场之间的差异。但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相似之处。归根结底，重要的是我们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一个自由、安全、强大的欧洲，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强大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