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给世界各地输送大量药材，印度又被称为“世界药房”。近一段时间印度疫情突然大爆发，导致“世界药房”几近崩溃，欧美等国开始担心药品供应是否会短缺。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达了对于药品供应的担忧。
印度和中国是国际医药市场上的两个主要生产国，欧盟议会在自己的网站上这样描述：
•80%的活性药物成分在中国和印度生产
•在欧洲销售的成品药有40%来自中国和印度
•全世界60%的扑热息痛（Paracetamol）来自中国和印度
•对于青霉素（Penincillin）这一数字高达90%
•对于布洛芬（Ibuprofen）50%
印度在所谓的仿制药（即专利保护期已过的药物的复制品）生产中的份额特别大。根据德国仿制药协会Pro Generika的一项研究，去年在欧洲开出的仿制药中约有41%来自印度。其生产的大本营是马拉哈斯特拉（Marahastra）地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在该地区肆虐得最凶猛。仅在德国，2019年仿制药就占到了药品供应总量的78%左右。
显而易见的是，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发现自己处于药物的极度依赖状态。“特别是在基本成分方面，我们的生产基地极度缩小到仅剩少数几个。”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霍赛尼（Morris Hosseini）分析道。
对于国际制药商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不同抗生素制剂的基本材料可能根本来自同一个工厂。德国维尔茨堡大学药学教授霍茨格伯（Ulrike Holzgrabe）表示，“集中在一个生产者身上是危险的，我们决不能把这当成是正常情况。”供应链将因此变得脆弱，既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面临技术故障的风险。
Pro Generika协会主席斯佩特（Wolfgang Späth）也持类似观点，他在去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尽管在中共病毒（COVID-19）第一波高峰期，德国没有出现药品的供应瓶颈，但我们不能心存侥幸，仅依赖于下次一切顺利。
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国际供应链到底有多脆弱？在2016年秋天，中国济南的一家工厂发生了重大爆炸，由于抗生素哌拉西林（Piperacillin）是在那里生产的，许多国家经历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供应短缺问题。
与其它许多行业一样，生产外包的主要原因是制药商之间无情的价格战。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那些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和购买的人具有优势，例如在印度就是如此。此外，还有一个行业特有的现象，所谓的折扣合同在医疗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之间很常见，这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战。
这种依赖性突然也在德国政界引起了一阵骚动。之前在口罩问题上，德国已经感受到了被人掐住脖子的感觉。联邦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去年10月说，有必要考虑“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办法再次刺激欧洲药品的生产和供应”。
药学教授霍茨格伯认为，快速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太大。国家、制药集团和医疗保险公司必须首先就他们是否要在德国或欧洲生产以及生产哪些药物达成一致。
“只有达成这样的基本协议，我们才能向前迈进，并可能通过激励措施建立起必要的基础设施。”霍茨格伯说，然而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