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先前扬言“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势性如何，高下立判。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联同英国外相蓝韬文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前回应了此有中国特色的“底气”：“西方阵营仲未气绝”（the West is not over yet），宣称共同持有民主价值理念的国家将紧密合作，非为遏制中国的冒起，而是维持国际基本秩序，以抗衡俄罗斯及中国的挑战。两阵对圆的气味清楚不过。“时与势”果是在标榜高度中央集权的习近平那一边？
迟缓应变疫情酿全球大流行
未必。就以肆虐经年的疫情而言，何以从武汉爆发卒至酿成“全球大流行”？说到底，那还不是高度集权的制度迟缓应变所致吗？大家当又记得，2019年12月初疫情首先在武汉出现。差不多一个月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12月30日发帖文响起警号。有关当局可有警觉应变？
没有。武汉市政府依旧忙于开会筹划来年施政、歌舞升平搞其春节万人团圆宴。与此同时武汉公安可抓了李文亮，控以“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之罪，逼他签训诫书。直至2020年1月20日，即是李文亮发出警报后三个星期，习近平结束缅甸国事访问返国，方就疫情作出批示。到那个时候，传播力超强的病毒已扰攘个多月了。
何以延误至此？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透露，在中国的体制下，事事须等习近平开腔：“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定于一尊、党中央一锤定音的体制如何“优越”，足见一斑。李文亮的遗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否定“时与势”在这个体制那一边。
尽管抗疫迟缓，中国的经济不还是“底气”冲天吗？让习近平说来，恐怕亦不是。2020年4月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崭新局面，习近平作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批示”。一年下来，他不得不承认，“实践起来”“双循环”出现了“八大误区”。诸如只顾国内大循环但国外开放却大收缩；各自为政、划地为牢、“搞低层次物流循环”；美其名为解决“卡脖子”技术困难，实则搞“高大上”重复建设、炮制烂尾项目；盲目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等等。
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难撑经济
总之，中央集权制度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败漏花样百出；“误区”之多又何止习近平所称的八个而已？这般逢迎浮夸浪费资源的体制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益吗？答案是什么，习近平自己清楚不过。2013年11月，他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既有此认知，又何苦来由，一天到晚不厌其烦指挥这、指挥那？
中国第一季GDP按年劲升18.3%，看似势不可挡。可是当中有多少是习近平所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大搞高能耗、高排放”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同期出口无疑凌厉，尤以抗疫物资为然。随着欧美疫情改善，这类出口不难业已见顶。事实上从采购经理指数可见，出口势将放缓。此外欧美“卡脖子”的后果渐见显著。别的不说，芯片供应不继已令华为的手机生产下跌。于此之际，却抡起反垄断的大关刀宰割阿里巴巴、蚂蚁、腾讯等最具活力的科技公司，而华融、北大方正、华夏幸福等央企、国企纷纷陷入动辄数以千亿元计的债务困境。天晓得往下去将有何等乱象。
反观美国，在“最有效率的市场”主导下，一口气推出三只为世卫认可放行、效率特高的疫苗；英国不甘人后，也有一只。至今中国的疫苗固然未为世卫认可，而其接种率亦远低于英美。“时与势”何曾在“误区”处处的那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