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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造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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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睡梦中,被尖锐的“嘟嘟嘟”的哨子吵醒。只听见生产队吴队长一边吹哨,一边喊叫:“全体社员到公社拖拉机站集中,到上海造反!有工分的。”我心底一阵兴奋,赶紧穿衣起床,匆匆喝了几口麦片粥,奔出门外,约了连兴等伙伴,赶往拖拉机站。

天气很冷,屋顶上、地上、稻草柴垛、一片银霜。路上不见行人,偶尔从远处村庄传来几声鸡叫。

林宝妈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询问:“你们做啥去?”“造反!上海造反,记工分的,快去!”“造反?”“与你讲不清,去了再说。”林宝妈满脸迷惑的样子。

时间还早,拖拉机站只有几个值班的,七点以后,陆续来了不少农民。

大家高声地互相招呼,拖拉机站开始热闹起来,几个年轻人围着圈,在场地中央高谈阔论“王洪文现在不得了,工总司厉害!”“听说市委现在被砸烂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那个姓蒯的到上海来了!”

人人都在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唯恐落后,偶尔也冒出一句“看你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昨晚肯定跟你老婆太那个了!”于是开始说下流话,引起阵阵哄笑。

几个老头缩在墙脚边,破旧的棉袄中间束根绳子,这样感觉暖和些。他们大多抽着劳动牌香烟,一声不吭。

姑娘们则对“绞花棒”式样的绒线衫织法感兴趣,相互翻看衣裳,品头论足。

空气中弥散着劣等烟草味,过会儿,有个公社来的头头模样的青年咳嗽了几声,爬到一辆拖拉机车厢上挥挥手,情绪激动地说:“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上海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宝山分部杨行支部组织大家到上海造反,造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这个反我们造定了,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开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车厢下的男男女女情绪高昂,挥舞着红本子,跟着头头高喊口号,大家忘记了寒冷。头头顿了顿又说:“到上海造反,有吃的,有住的,大家放心好了,现在去领造反队袖章,凡是四类分子一律不准参加造反。”于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抢袖章,有了这“造反队”字样的红袖章,就好象有了一切似的。

我拼命挤进人群,好不容易也抢了一个,往手臂上一套,发现袖章上油漆字迹还未干,一定是昨天晚上匆匆赶出来的。戴上袖章后,我似乎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感觉。

此时,我穿一套旧军大衣,稍长了点,那是在公安局做事的叔叔送给我的,戴一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军帽,上面还缀着红五星,胸口佩着一枚用两包香烟换来的毛主席纪念章,这在当时,算是最时髦的装束了。

我兴奋地爬上第一辆拖拉机,车头里已挤满了人,我只好坐在敞蓬的后车厢,车厢后面绑了几面红旗,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

几辆塞满男女老少造反派的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向市区开去。

进入市区后,我们开始往车后抛传单: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集体的人民公社改为国营农场!

坚决要求提高薄荷油的收购价格!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坚决要求兑现饲养母猪的奖励政策!

当初我就觉得这些又想革命,又想实惠的口号似乎不太对头,与我数月前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串联时所了解的革命大方向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地将手中的传单全抛完了。

大家都很开心,车上有个老阿婆兴奋地说:过去在家里一直受老头子的气,这一次可出气了,我也造反了,饭也不烧了!

拖拉机在市中心南京路上向外滩驰去,警察似乎也不管,几个小青年从弄堂里窜出来,油腔滑调的高喊:“大家来看啊,阿乡造反派来了!阿乡轿车来了!”上海人喜欢称拖拉机为“阿乡轿车”。

我们坐在车上得意地仰望着两旁的高楼大厦,无视车后的上海人,昔日那种乡下人三等公民的意识已荡然无存。心里只是想:我们也是造反派,我们今天来了!投身到这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来了!

拖拉机在外滩中山东路停住,头头让我们下车休息,等联系好住宿再说。我们这些与周边人服饰、神态显然不同的造反派坐在马路旁,东张张、西望望,经过的上海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流露出嘲笑的目光。

等了老半天,头头终于出现,他领着一大群穿着土里土气的老乡,进入了那幢昔日的汇丰银行,文革前的市政府,现在的造反派占领的革命大厦,真有点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门口非常拥挤,进进出出的人似乎都是穿黑棉衣说卷舌音普通话的北方佬,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南方来了!

我们几乎所有的人一生中从未进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大厦,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楼梯,长长的走廊如同迷宫,阿秋妈妈一屁股坐在楼梯上说:“喔哟!我头也晕了,走不动了!”,那豪华的拱顶,连见过市面,跑过码头的陈牛皮也呆住了,他望着屋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精雕细琢的立柱,似乎过去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见到过。

进入房间,地板上过蜡,油光打滑,庄家宅的阿根一进门就扑通摔一跤,他一边喔哟喔哟叫唤着,一边摸摸地板说:“走这地板最好穿双草鞋。”房间里有暖气,十分惬意,我把棉大衣脱了,拉过一把椅子,让连兴坐在椅子上,我拖着椅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滑来滑去,大家开心极了。

到了晚上,住在另一层的永珍、阿妹、阿兴过来串门聊天,在乡下,我们也是这样的。

夜深了,海关大楼的钟声,黄浦江上的气笛声,搅得我们一夜未睡好。

造反的第二天,头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开着拖拉机,来到华山路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只见头拿着一张什么人签过的批条,与厂里的头说了几句,于是我们直接到车间里,从一排排的铁架子上,将面包往麻袋里倒,装满了一车厢后,坐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我一连吃了三个鸡蛋面包,第一次品尝刚出炉的面包,真香啊!

当晚,我自恃在上海住过的老资格,带领一群伙伴去找“大世界”,其实“大世界”已经关门停业,我们在乡下哪能知道?我们顺着南京路往西走,马路两旁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巨幅标语从十几层楼上挂下来,触目惊心,数不清的“造反司令部”、“革命委员会”、“战斗队”的旗帜伸出高楼的窗口,在寒风中飘扬,黑暗中时不时地从天空飘下红红绿绿的传单,纷纷扬扬,使人想起“战上海”电影中,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南京路上突然撒出一大把传单,令人激昂万分。

我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观望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然,脚下似乎踏翻了什么,一个男子粗暴地大吼:眼睛瞎了!你要吃生活是伐!我赶紧往小弄堂逃去,奔了好久,才放下心来。

由于迷了路,当晚,我找了很久才回到外滩住地。进入房间,我把路上捡来的传单和隔壁房间不知什么造反队留下的“宣言”、“严正声明”,还有一大迭“我的检查”,统统拿到窗台上,打开窗户,用力往外一撒,传单随风飘扬,马路上人们抬头仰望,当传单落地时,路人争相抢夺,乱成一团,汽车喇叭声齐鸣,我看着这一形景,真的开心极了。

造反的第三天,算是正式行动,头吩咐我们在外滩排队集中,不要忘了带袖章,每人还发了一面有革命标语的小旗子。

约九点多钟,队伍总算出发了。我们沿着南京路往西走,起先三、五人一排,后来变成了六、七人,最后队伍塞满了南京路,队伍走走停停,有人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两侧的楼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行至西藏路,整条南京路都是游行的队伍,首尾不能相顾,各种组织的旗帜飘扬,口号声、歌声震天响,气氛十分热烈,场面颇为壮观,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会激动,连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老头、老太也异常兴奋,似乎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队伍走得很慢,当我们走到静安寺,已是下午一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

走到旧市委附近,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也许没听清楚,也许不知道曹、陈究竟是谁,队伍里几个青年大喊:“打倒曹小弟!打倒陈牛皮!”曹小弟、陈牛皮是村里的社员,比较出名,念起来较顺口,于是队伍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走到淮海路,有许多人悄悄溜了,队伍稀稀拉拉,口号声也变得有气无力。

送面包的终于来了,阿发一边举着旗子,一边嘀咕着:“说好发四个面包,怎么才发二个呢?”此刻游行队伍已经涣散,领头的也不知去向,激动的口号已经喊过了,面包也吃完了,不知还让我们干什么?

此时,惠芳阿嫂郁郁地说:“这两天我女儿不知怎样了?我想今天回乡下去,实在放心不下。”说着就扔下旗子溜了。

造反的第四天,我们在窗口架了一个高音喇叭,对着外滩广播“农民宣言书”,但很快被周围红卫兵组织的几十个大喇叭的广播声淹没了。我们则呆在房间里无事可做,在地板上滑来滑去的游戏已觉得无聊,房间里的传单全撒完了,虽然晚上睡觉有暖气,但大部分队员都感冒了,在乡下很少感冒。福根最担心上头来向我们收面包的粮票、钞票,红兴阿哥怎么安慰,他也不信:世界上哪有这等好事呢?造反就能够白吃白住吗?

抽水马桶常常堵塞,清洁管理员也找不到,听说都到北京告状去了。为何告状,谁也说不清.乡下来的造反队员越来越少,我可不想回乡下,父亲参加什么“支农职工造反派”,也在市区里,经常来看我,哥哥此时正在步行串联到北京的路途中,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了。再说,我们的革命行动还没有什么结果呢。

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星期,接到上面通知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什么“最新指示”。反正,我们得全部回家。

回乡下的路上,拖拉机开出市区,郊外寒风剌骨,我坐在拖拉机车厢一角,紧缩着脖子,数十天热哄哄的感觉,一下了全消失了,我数了数旧书包中十来个又冷又硬的面包,心想,这便是我进城造反的全部收获了。

坐在旁边的阿秋妈妈,望着远处的田野,自言自语地说:“唉,家里的棉花还没摘完呢。”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民间历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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