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了伽利略的不是宗教，而是“举报党”。
物理学上，单摆定律最早是由伽利略发现的，据说他在教堂做弥撒时，因为看到了教堂顶上的吊灯被灯吹着周期性摆动，所以发现了这一原理。拜这一发现所赐，人类后来终于找到了钟摆这种靠谱的计时方式，伽利略对此居功至伟。
但据说在伽利略搞出这个发明之后，很快就被人举报了，举报者的角度非常之刁钻：我们发现伽利略弥撒的时候居然不专心向上帝祷告，盯着楼顶的吊灯看！这是对上帝的亵渎！
对于这个异常恶毒的举报，伽利略的回应却非常幽默：假如我在教堂里盯着吊钟看是真的，那么他们当时就在盯着我看，看来举报我的那两位先生也不怎么虔诚啊。
当然，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段子。但即便在真实的历史上，伽利略也确实是个最有理由骂一句：“举报d死全家”的人，因为他最后还是栽在了这帮小人手里的。
公元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一书。仅仅六个月以后，该书就被人举报，伽利略被迫去罗马受审，由此又发生了著名的审判伽利略事件，成为了整个天主教历史上永恒的污点。
很多泛泛而谈的史书在讲这段故事时，往往会把教会当成是伽利略的对立面，在英美所主导的新教叙事当中，罗马教廷被描绘成为一个颟顸腐朽的组织，残酷地压迫新思想。而伽利略则如革命烈士一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当时主政的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其实是伽利略的老朋友。
此人在任红衣主教的时候就是伽利略的“忠粉”。有一次伽利略公开谈论日心说被教廷警告，乌尔班八世还去信给伽利略打抱不平，说教廷应该对地心说、日心说这种事情抱持更开明的态度，信中还祝愿伽利略，说“愿您这样的能长命百岁，看到上帝将施于公正的那一天。”
结果后来这话还真部分应验了，1623年，乌尔班八世被推选为教皇，得知自己老朋友当政的伽利略获知此事后立刻给他写信，写了半天就一个意思：哥们，现在你当政了，有些话我可以说了吧？你当年也是赞同的。
教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牛当年都吹出去了，乌尔班八世陛下能说啥呢？于是他含糊地给伽利略传了个口信：你写是可以写啦。不过得注意哈，你一定要站在不偏不倚的角度，去讨论地心说和日心说这两种理论。
精明的人都不难看出，教皇这个口谕其实是在委婉地在劝伽利略：老铁，你还是别写了。
因为第一，传的是口信儿，空口无凭么，万一教皇翻脸咋办？第二，但凡是文章，就都会有倾向性，所谓“不偏不倚的评价两种学说”，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乌尔班八世这个地方，其实很会做领导——高情商的领导一般是不直接回绝属下的要求的，而是给你提个你达不到的条件让你办，你干不成，那就不能怪领导不仁义了。
可是，伽利略这人，按本号所说的那个分类，是个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教皇给他安排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居然几乎办到了，收信之后，他开始苦心构思，终于写了《对话》一书。
多说一句，有兴趣的西友们去读一下这本给伽利略惹祸的科学原典。我是大学时翻过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读过之后你会觉得伽老爷子真是天下奇才，不仅物理学得好，文学水平也相当能打，搁现在估计吊打一众科普作家。
在书中，他非常巧妙地将“地心说”和“日心说”这两种抽象的概念幻化成了两个人，彼此讨论，然后将自己的视角作为第三方，在其中插科打诨。整本书写得不仅通俗、浅显，而且充满趣味。
但可能恰恰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成功了，问世之后立刻被人举报。乌尔班八世也马上翻脸，整治了伽利略。
而乌尔班八世此时的心态也特别有意思，作为伽利略曾经的朋友，甚至学术上的同情者，他为什么要听从举报者的意见，狠整伽利略呢？这其实跟他当时遭遇的处境有关。
1633年的那个时候，欧洲正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文艺复兴版世界大战”——三十年战争。
这场战争由宗教改革所引发，以新教阵营为一方，天主教阵营为另一方，以德意志地区为战场，双方一番好斗。作为天主教会的领袖，教皇按理说应该站在天主教阵营那一边，但乌尔班八世又害怕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在获得胜利之后乘胜控制意大利。所以思虑再三之后，他居然选择与“天主孝子”法国一起背叛了天主教阵营，支持新教国家肢解神罗。
这么一搞，乌尔班八世当然就招来了无数的反对者，很多人明里暗里都非议教皇“对上帝不忠诚”，搞得教皇在那段时间里特别紧张。为了防止有人煽动民怨，把自己一锅端了，教皇不惜自掏腰包在罗马城内修缮、加固了一座城堡以作万一的退路。
这座城堡就是圣天使堡，至今仍是罗马必去的景点之一，去这里玩的同学，记得通过那些深沟高墙，感受一下当年乌尔班八世当年有多么风声鹤唳。
但光修城堡也没用，当时罗马的舆论压力逼迫着乌尔班必须做出一点行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于是乌尔班教皇在处理此次案件中，只能“献祭”了老友伽利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行为神似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乌尔班八世这么干的潜台词其实是：看见没有，谁敢不听话，我连他都敢砍，你们总说不出啥来了吧，都消停点哈，逼急了别怪老子的刀快。
诸葛丞相含泪点赞。
所以这才是伽利略受审案的真相：一个原本还算开明的教皇，在一群狂热的“举报党”的逼迫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拿老友开刀，迫害了一种自己原本也同情的思想。
这是一出悲剧。
而从这个悲剧里，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第一，在任何一个时代，那种“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恶人，或者说“举报党”，其实都是存在的。你无法通过社会的道德改善将这种蛆虫彻底消灭。
这种人就像一个人肠道内的有害菌群，或者厕所里的苍蝇臭虫般生命力顽强。而且整人、坑人就是他们的本能，有条件他们要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他们也要整：就像伽利略，研究单摆，他们要告发你，研究日心说他们还是要告发你。总之构陷、告发是他们的本能，至于告发啥，其实随意。
第二，这种人能不能得势，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还是病态的标准。比如伽利略因为敢说敢干、才气外漏，所以他身边一直围绕着一群如苍蝇般的“举报党”，但伽利略年轻时一直安然无恙，到了年老时却被这帮人坑了。理由无他，就是因为到了乌尔班八世的时代，罗马教廷已经欧洲格局的变动，被逼入了一个十分被动的境遇中。这种境遇导致了其行为的扭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不怎么琢磨人的伽利略终于还是栽了。
其实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时代，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武则天代唐自立后鼓励举报，苏联肃反时期特务横行。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小人特别能打，而是大环境所导致了。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那些构陷者、jb党，既然决定不了他们的得势，也决定不了自己的结局。
比如伽利略案中，参与“举报”伽利略的那些小人，后来大多都没落得好下场，反倒是伽利略本人，虽然被名义上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之后一直好吃好喝好待生，乌尔班八世后来还派了一位红衣主教，名曰监视实则去服侍伽利略。
因为教皇很清楚，他这一出挥泪斩马谡，是被逼着演的。那些貌似“忠诚”的举报党，骨子里其实只有破坏欲，而无建设能力。一旦自己缓过气儿来，留这些人何用？
是的，这种成天琢磨构陷的人，其实就是“有害细菌”，当一个机体试图恢复正常时，他们必然会被批量的杀灭。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前途的，除了在构陷的狂欢之后被抛弃、杀灭，不会有别的下场。
因为他们依附在时代的病灶上生存的寄生虫，当病灶消弭时，已经高度特化的他们不会有别的活路。
苏联的李森科，和咱们历史上“请君入瓮”中来俊臣、索元礼的下场，都是很好的例子。
昨天我在文章结尾提了个愿望：但愿袁隆平先生这种“只琢磨事，不琢磨人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多。
很多朋友留言表示悲观，说：小西，中国历史上那些“只琢磨人、只折磨人”的小人实在太多、太得势了，我们当今的社会依然还有很多以构陷他人为乐的人在四处横行，你的呼吁是不是太理想化了？真有可能实现吗？
我想，希望永远是有的。
如前所述，“君子道销，小人道长”的局面永远只是一种病态和变态，而一个文明只要还想发展，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将它重新拉回正轨。这种内驱力，是乌尔班八世教皇那其实什么都明白的心中，是那本虽然遭禁但不久就被解封、并流芳千古的《对话》，更是伽利略站起身时那句发出那句默默的慨叹：“但地球仍在转动啊。”
所以我对我呼吁的那个未来有信心。只要我们的社会还想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些“只琢磨人”的小人，早晚有他们应得的下场。
善恶终有报，这话类似鸡汤，但在“琢磨事”和“琢磨人”的两种人之间争斗中，它真的有效。
在那个未来实现以前，我们对那些构陷者该怎么做呢？
无视就好。
就像我最近写文章，我发现自己不管写什么题目，提什么主张，永远有人在下方留言：“你这么写文是什么目的？”“作者这样的逻辑非蠢既坏！”“你是不是收了xxx的黑钱？”
对于这样傻x，我一般都默默的删评，拉黑。然后静静的想一下，这种人真的无可救药，除了放他们自生自灭，实在没有别的救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