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建政后，树立了不少为其卖命死去的“英雄人物”。2009年，中共当局开展了全国“双百”人物评选活动，评出了100名为中共建政做出“突出贡献”及100名中共建政后的“英雄模范”。然而，将这些“双百”人物一一还原后，我们不难发现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和所谓的英雄事迹，很多都是假的，他们不过是中共用来愚弄国人的工具罢了。
不久前，在中共推出的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三十九集《英雄年代》中，继续重复着以往的谎言，重点讲述了得到毛和中共青睐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善于炮制“精神”的中共毫无意外地又炮制出了“铁人精神”。
在讲完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后，又提到了类似的“英雄”：“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掏粪工人时传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雷锋；在兰考大地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列举完这三人后，洗脑片似乎刻意忽略了其他人，并由此得出了“这是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
问题是，如果这几个人的事迹都是造假，洗脑片的结论又该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扒开洗脑片特意提到的这几个人的造假所在。
用身体搅拌泥浆的不是王进喜
提到大庆油田，很多国人头脑中一定会闪出“铁人”王进喜的名字。毕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可是中国大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风云人物。
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石油工人精神的影片《创业》，在影片中，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王进喜被描摹成一个无比“光辉、高大”的形象，他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洗脑片中更是将王进喜在思想上拔高，将其打造成一个为了中国石油事业不惜献身的人物：“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然而，其中依然存在造假的成分。
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0年春，他成为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在玉门油田担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共。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但他此时仍默默无闻。也正是基于此，他和其团队被调到了高层关注的大庆油田。
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当王进喜从玉门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而且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显而易见，中共宣传的用身体搅拌泥浆之人并不是王进喜。此外，电影中的王进喜跳进油井后，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很明显是在做戏。因为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中共造假也很不专业。
至于“篝火下学马列”的事情虽然有，但并不是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工人们太苦了，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伴着月亮回到窝棚，却只给菜窝窝团子吃，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于是领导强迫大家学马列，而身为中共党员的王进喜自然起带头作用。
那么，为何王进喜成为了典型了呢？原来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伴随着中共对大庆油田的高调宣传，王进喜因为“铁人”行为，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可叹的是，被中共树为典型的王进喜在文革初期却遭到了批斗。批斗时，他“头上戴个高帽，胸前挂个大牌子，高帽上面尖尖的，写标杆保皇王进喜，大牌上就是写打倒假标兵”，还让他站在几层凳子上，然后把凳子踢倒。据王进喜的弟弟王进邦回忆，他曾被勒令揭发王进喜“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罪行，造反派还在1967年的元月和传统新年期间天天抄家，逼的其母亲要上吊去。
其后，因周恩来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而免于更大灾难，进而他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等。1970年4月，王进喜在北京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1月15日离世，终年47岁。可叹的是，原本朴实本分的王进喜，在生前配合中共宣传但依旧被迫害，死后也是被中共利用欺骗国人至今。
摆拍的雷锋事迹
在中共树立的所有英雄模范人物中，雷锋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迄今中共还在号召全民学雷锋，甚至还传出了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
不过，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真相的披露，雷锋的骗局也浮出水面。那些感动了无数人的雷锋搀扶大娘、“精心”保养汽车、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不光是照片补拍的，红遍全国的《雷锋日记》也是补写的。而且，《雷锋日记》为写作班子作品已是公开的秘密。以雷锋的水平，是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日记的。
更让国人大跌眼镜的是，真实的雷锋并不艰苦朴素，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好些当时时髦的高级商品，如毛料裤、皮夹克、皮鞋。其中有一块价格不菲的瑞士手表，这在当时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买得起的。这样的雷锋追求的是什么呢？
听毛话的焦裕禄并非是改变兰考的人
被中共持续几十年宣传的中共好官员焦裕禄，年轻时曾被日军抓去毒打、坐牢、服苦役，当过伪军。1946年参加中共，1962年12月，被调到河南兰考县先后担任第二书记、书记，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焦裕禄在河南工作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造成的饿死至少4千万人大饥荒的尾声。作为大饥荒重灾区的河南，不仅民不聊生，而且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在这一年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准。此外，兰考还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的重灾区，而这也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在中共媒体的宣传中，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的第二天，即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最终因为辛劳，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按照正常逻辑，在兰考工作仅有两年的焦裕禄，应该对改变兰考的面貌是没有做出什么大贡献的，充其量是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嘉，但中共却刻意拔高，最主要原因是他时时处处要当毛的好学生，听毛的话，读毛的书。
事实上，真正为兰考的改变做了许多实事的是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焦裕禄被宣传的一些事迹正是源于此人。张钦礼曾在1957年为民请命，差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因说真话，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查办，并下放兰考农村劳动。1961年复职。因为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张钦礼具体负责解决“三害”问题，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对于张钦礼的为人如何，各方还有着不同的看法。根据任彦芳书中所言，张钦礼在1965年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实际上将自己的一些事迹融了进去，并称自己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而这也就造成了其在文革中的“谎话连篇”，“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恶行不断”。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张钦礼被开除党籍，判处13年徒刑，主要原因说是他以焦裕禄的继承者自居，打压反对他的人，造成多起血案。
但兰考人对张钦礼却表达了不同于官方的敬意。据说，在其2004年去世后，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经兰考县城时，有至少十万人沿街相送，载道焚香祭拜，不少人痛哭失声。更让人震动的是，在其墓地周围，有百姓自发竖起的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时传祥被利用后又被抛弃
被中共推上政治舞台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其实是个苦命人。他1915年出生在山东齐河县，14岁那年，因家乡遭遇灾荒，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名掏粪工。中共建政后，时传祥加入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当掏粪工。当时其月薪是50元，算得上是高收入了。
朴实的时传祥怀着感恩的心理，工作更加勤奋，也因此赢得了中共颁发的各种荣誉，还在1959年受到了刘少奇的接见，刘少奇并赠送给他一支随身携带的英雄牌钢笔。会见的第二天，刘少奇与时传祥握手的照片就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从此，时传祥成为官媒的新宠，还到处做报告，事迹也被编成小册子，全国发行。
随着时传祥的名字传遍天下，社会上掀起了瞠目结舌的“背粪热”，不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来和时传祥一起劳动，而且刘少奇还把自己13岁的女儿刘婷婷送到了时传祥的清洁队体验生活，参加掏粪劳动。最后，连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外宾都来了，西哈努克亲王的侄子尤马那拉王子还一连来学了一个礼拜。这不是政治闹剧又是什么？
然而，文革爆发后刘少奇被打倒，时传祥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1966年12月底，“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召集北京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举行座谈会，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刘志坚、张春桥等人出席了座谈会。在会上，江青的“时传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工贼，他已被收买”之语，开始了时传祥长达８年的噩梦。
从1967年新年开始，时传祥常被押上汽车，脖子上挂着写有“工贼”、“粪霸”字样的大牌子，拉至京城各大街小巷亮相、游斗。半年之内，被揪斗200多次。他的所谓罪名有：“时传祥的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时传祥解放前是粪棍”，“解放前时传祥穿长袍马褂，有两辆小车”，等等。一夜之间，时传祥变成了“千古罪人”。
除了被公开批斗，时传祥还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并在暗室接受审讯和拷问，甚至用三角皮带缠上铁丝鞭打他，逼他交代“罪行”。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时传祥已被迫害得大小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造反派们决定将他遣送回山东老家。然而，人未到山东，北京的电告已到：这是江青点名的工贼，要按工贼处理。当时时传祥病势很严重，当地的诊所都不敢给他治疗，家属也受到牵连，小儿子不能参军，闺女没资格升学。
因为耽误了治疗，1972年秋，时传祥已是四肢瘫软、言语困难，甚至精神上也出现了异常。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北京病逝，终年60岁。
究竟谁是戕害时传祥的推手，已不言而喻。
除了洗脑片中提到的三个“英雄人物”事迹造假，一个结局惨之外，洗脑片没有提及的一些“英雄”也经不起掀盖子，比如将马车推出轨道而被火车撞死的欧阳海的真相是：他因私事赶着部队的马车外出时，为将受惊马匹赶出铁道而被火车撞死。而他之所以被打造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为保卫人民财产临危不惧的英雄人物”，是因为当时正开展“全国学解放军”教育，军队必须推出自己的英雄。
另一个被誉为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式的英雄人物”的王杰，掩护他人而死的背后真相是他在演习时，摆弄着的拉火管冒出火花，点燃了导火索。在大家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王杰不得不扑向炸药包。结果自己被炸死，10多个民兵受重伤。王杰死后，坦克师总部把其死亡正式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死亡事故”。但师领导为了保住荣誉，在高层的授意下将王杰塑造成一个好典型，向全军和全社会推广。
还有一个因与偷东西的“坏人王荣学搏斗”而被掐死的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实则是个小偷。真实的版本是：刘文学出事那天晚上，村民们都去看露天电影了。他趁这个机会挎了一个竹篮子到海椒地里，不料正碰到王荣学也在偷。他见王比他偷得多，心里不平衡，就打算到生产队长那儿去告发王。王不服气，两人就发生了抓扯，没想到刘竟被王掐死了。十多天后，王荣学被枪毙。而此前，刘文学也多有令乡亲们讨厌的行为，所以他的死并没有让村民们感到悲伤，也没人将他当作英雄。
因为篇幅所限，无法将中共树立的所谓“英雄模范”真相一个个还原，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树立这些典型主要就是为了洗脑国人，让国人按照中共的标准来行事。只是假的终归是假的，堆砌在谎言之上的中共政权总有一天会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