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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年代的中国画家干啥?争夸“黄河清”

1960年北京的非正常死亡为1.55万人、上海为1.44万人。

这年,北京诞生了李琦的国画《主席走遍全国》,大救星毛主席,面带亲切微笑,右手拿草帽,左手掐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

为了保证食物供应,北京油画家被组织在东方宾馆创作党的历史题材画。

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嵒、亚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000里红色之旅。

六省1960年饥荒程度如下:

川、豫、鄂、湘四省绝大多数县市死亡率超过20‰。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河南11个,四川16个。

按官方人口册统计,当年豫、川、鄂、湘、粤、陕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39.38万、299.42万、34.28万、64.67万、24.38万和2.1万。(参见《墓碑》p532-533、883-884)

傅抱石率团红色之旅,当然无法绝缘饥荒景象:

郑州艺术学院接待,桌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找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谢瑞阶院长说是“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这时,旅行团成员“见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

到了四川,“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

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

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在桃源般的从化温泉风景疗养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宴请画家,饭后又叫服务员拿了两瓶茅台酒,赠送傅抱石。

傅抱石、宋文治等集体创作《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

关于绘画业务方面记录,例如在峨眉山雷音寺,“宋文治抓紧画了雷音寺破旧寺庙速写,以后他以古寺为素材画成了《峨眉山公共食堂》,食堂内有许多社员在吃饭,食堂前后为绿树衬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傅抱石国画《黄河清》的创意来自三门峡大坝,在他创作前不久,老画家丁士青先行创作了一幅《黄河清》,傅抱石曾大加赞美。《黄河清》典出“黄河清,圣人出”,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

关于创作方向,石鲁说:“党号召我们表现延安作风,这是当前党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不仅是艺术活动,也是党的政治任务。”亚明说:“走了这么久,现在回头去算一算,要是弄得好,可以搞黄河清、延安颂、江山娇、钢厂赞。这些都是大题材……大家要动脑筋去找。”(以上参见《笔墨江山》93、106、117-119、137-146、157-158)

明明四处目睹饥荒,却在几十年后由画家黄名芊执笔,加上五位健在画家回忆材料充实修正,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游记《笔墨江山》,表述1960年跨省旅行、歌颂之功,仿佛此行不但“减轻大城市的负担”,还给人民带来了“黄河清”、“江山娇”。

饥儿何处埋,难解《春放图》

饥荒对儿童的肆虐,比战争更凶残,表现为被迫忽视其脆弱、遗弃、贩卖、失明、瘫痪、疾病死亡,甚至谋杀。

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在“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孩子生病不准父母请假护理,造成儿童死亡411人。

在桂林市区,“1960年,社会弃婴增多,福利院增设婴儿所,当年收养弃婴230人。”(桂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P954)

1961年7月中旬,河北省卫生厅报告,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儿童中成批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也很难治疗,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参见《墓碑》p489)

上述档案多限城镇,很难统计广袤山村还有多少饿死的孩子。

贵州王民三日记中,记载他所知该省人吃人乃至吃孩子的事件有10多例,其中,水城南开公社事件中,有5个小孩被活活打死吃掉。(参见王日记P129、134、143)

据江苏高邮县志记载,1960年高邮县,非正常死亡1.7万人。三年期间一共死亡3.7万人,其中1.7万名是儿童。

据江苏省卫生厅报告,宝应县城,到1960年4月,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p448,江苏人民出版,1996)

画家李可染的老家,也是江苏的。

1960年李可染画作,大致集中在柳溪、渔村、雅园、牧童之类的田园生活上。他创作了《柳溪渔艇图》、《雨后渔村》、《春放图》等。

李可染《春放图》

《春放图》天真烂漫,牛背上的孩子放着风筝,脸型微胖、着装整洁、举止斯文,完全不是1960年的牧童。

事实上,1960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已经看不到牛,也难以看到其它动物了,多数儿童处在饥饿之中。

临近李可染家乡的山东省,曾任山东常务副省长的王卓如被撤职下放,子女回忆当时情景:上学天天路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参见前述王小豫、王小鲁一文)

走遍中国大地,大饥荒年代的记忆中,哪里找得到胖乎乎儿童坐在牛背上放风筝?“爱国李家山水画”中,田园牧歌永远太平盛世。系列牧童画的布局、神态、衣着,从1960年到1986年宛如复制产品。

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

1961年6月初,原计划来北京重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傅抱石、关山月,被周恩来安排去东北三省旅行写生三个月。《关山月传》披露:国务院办公厅把二位的行程通知了东北三省的有关领导,安排好交通食宿。北京电影制片厂特派四位摄影师组成摄影小组,沿途跟随拍摄。

傅抱石《将到延边》

在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陪同前去的延边、长白山,随行队伍扩大到20人,傅抱石构思美丽延边的《将到延边》,创作《天池林海》;关山月创作了《林海》、《长白飞瀑》。在饥荒中,“省领导为了关内远来的稀客生活过的好一些,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从各方面调来比较难得的食品,保证客人的伙食。”(参见关振东《傅抱石传》P190-197,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胡志亮《傅抱石传》P468-488)

1961年春天,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向州委书记报告: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人1万多人,图门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7%。在3899名妇女干部调查中,得病者1154名,占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公路、跌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被剥光。

据官方公布人口数据分析,三年饥荒时期,吉林非正常死亡在12万人以上。(参见《墓碑》P318、320)

1961年6至7月,中国美协召开了三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研究革命历史画、领袖与群众关系、革命悲壮题材的处理,结论是关键在于立场,必须统一思想、正确理解。(参见陈履生《革命时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题创作》,载《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1期)

会后,产生了一批“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绘画。

此时,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沧州,1961年9月一些县,农民每日吃粮平均在2两多点。河北省委10月24日统计,截止9月底,吴桥等11个县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至9月,分别为死亡401人、682人、839人、1184人、2045人。10月份半个月竟然死亡1414人。(参见《墓碑》P486-489)

石鲁《在南泥湾的途中》

1961年的长安画派,石鲁创作了国画《在南泥湾的途中》、《东方欲晓》等,饥荒前后共创作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绘画约10张;何海霞创作同类作品5张以上,长安画派在饥荒期间举办过省际巡回展览,为充饥画饼,添了一瓢水。(参见徐伟《何海霞绘画的艺术成就与收藏潜力》,载《收藏》2011年3月,总第219期)

据陈湘波统计,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关山月,饥荒前后,革命圣地写生画作大约77张,圣地创作画有13张,毛泽东诗意创作不少于5张。(参见关p574-576)

1960年后连续三年,李可染冬到广东从化温泉,夏到北戴河海滨,进入“白纸对青天”的创作状态,享用着“极为舒适也少有干扰的优越环境”。(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

宣传工作始终是各级组织的“生命线”,当年显然不止一位红色画家,享受类似待遇。

程十发连环画《胆剑篇》

1962年,42岁的程十发创作了连环画《胆剑篇》,称用来鼓励人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参见王悦阳《跟着程十发品名画》,p112-115,画家年表,中国青年出版,2009)。《胆剑篇》是描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御用故事。三年饥荒是执政人祸,受害人不是皇帝而是万千草民。

饥荒期间,画家们的轮番巡展、四方写生,找到了所谓革新山水画的突破口,与其说是“对景写生、对景创作、一手现实、一手传统”,不如说开启了“对苦不动、对难不呼、见死不救、见危不帮”之先河。

饥荒过后50年,至今没有出现一幅反映民间饥饿、儿童受虐的画作。

万山红遍,“红”了什么?

从1950年起,傅抱石成为第一个演绎毛泽东诗词的画家,收入许礼平主编的一本画册的该题材作品就有50多张。陈湘波另外统计的“圣地类”还有13张。饥荒期间,至少有《无限风光在险峰》、《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等7张。

关山月从1951年到1995年,红色创作时间跨度44年,写生加创作数量超过169张,成为“红色诗意、圣地题材”的联赛冠军。关山月还有数量庞大、引领潮流的“红梅”系列绘画。

钱松嵒在1950-1070年代几乎走遍革命圣地,创作诗意圣地画42幅以上。浙江画家陆俨少,该题材作品有18幅。

以红色风景大画著称的岭南画家黎雄才,是第一个出《韶山》画册的中国画家,他还为宾馆及公共建筑创作红色题材巨画17幅,如35.76平方米的《黄洋界》。(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78,585-595,广西美术出版,2009)

黄胄也恰恰是在饥荒期间画出了一生中多数大型作品。水天中评论:“他善于营造质朴、清新、欢快的天地……在他的画面上,常常能感受到50、60年代不容易感受到的无所顾忌的轻松。”(2011年国家博物馆黄胄艺术展,评论展板)

李可染《万山红遍》

饥荒前后,李可染创作了圣地山水画《长征》、《山河颂》等7幅,还根据毛泽东诗词创作了7幅《万山红遍》,被今日美术评论界捧为“红色经典山水”的完美代表,70年代又创作10多幅“井冈山”,(参见关山月美术馆编《时代经典——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文集》p581-582,广西美术出版,2009)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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