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革期间批斗人的场面。（图片来源：网络）
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当局推出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习近平下令党员学习，被指用新谎言洗脑全民。美国之音也发文指，中共党史自称在1949年10月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进行了“艰辛探索”，但这实际是一个大批中国人死于非命、整个中华民族遭殃的红色恐怖时期。
在这篇发表于6月6日的文章中，美国之音指，党史没有告诉中国国民的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不清的中国家庭家破人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因此丢掉了性命；在这27年间，中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血雨腥风中，总有一个阶层沦为新的“阶级敌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和彻底推翻。
以土改为例，新版党史给出正面评价，但它只字未提的是：不仅“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失，而且数以百万计“地主”的肉体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中也彻底消失了。
历史学者章立凡曾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谈到其父章乃器在日记中记录的川东土改的细节。
章乃器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间担任中共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个西南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前往川东地区见证当地的土改活动。
章立凡说：“（父亲）8月10号的日记说，某某村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静休；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桥和儿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人被扎（绑），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聿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三村吊打八人，得粮两担，死两人……”
中共官方从未公开土改杀了多少人。据民间保守估计，约为200万左右。美国之音说，中共党史拒绝告诉中国人的另一件事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进行的。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推行过和平的土地改革。
中共在土改杀人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为“镇反”。
报导引述中史学者宋永毅说，在一些地区，“镇反”为“土改”服务：“凡是农民不肯斗地主，或是工作队打不开局面，就先杀人制造红色恐怖来发动群众。这样的手法极为普遍”。
《九评共产党》一书曾总结中共的杀人历史指，中共杀人，除有其理论根据外，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
学者们记述，中共党魁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实行按指标杀人的做法，“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在此后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中这一手法屡见不鲜。
在镇反后陆续发生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先后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在中国消亡。中国知识分子被集体噤声、无力监督政府，又被认为与之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息息相关。在中共治下，中华民族的灾难相继而来。
中共“大跃进”错误政策人为造成的大饥荒，令高达3500万到4000万人（也有人认为是4500万人）死亡。仅仅三四年后，毛泽东为掩盖“大跃进”犯下的错误、为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又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新版党史淡化了这场十年浩劫，不再将其单独成章，将“文化大革命”纳入“艰辛探索”的过程之中，并大谈“文革”期间中共在经济、外交和国防科技上的所谓“重大成就”，企图冲淡和掩盖“文革”带来的政治灾难。
然而文革期间，在中共党魁鼓励下，各地的“红卫兵”打着“破四旧”旗号，将全国各地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破坏摧毁；毛泽东一声令下，大约1600万中学生被迫上山下乡；全国各地爆发“武斗”，军队也卷入其中，数以千万计中国人被打死，据中共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仅在广西一省，1968年军队对一派造反派进行围剿，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20万人被杀。
文革中，北京、广西、内蒙、广东和云南等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事件，还有更多人被株连、更多家庭破碎。
《九评共产党》总结说：中共建政史就是一部杀人史：“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中共对这27年的杀人史几乎是绝口不提，却在所谓党史中将其归纳为“艰辛探索”，美国之音指，中共党史掩盖和歪曲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更让人担忧的是，曾是文革受害者的习近平，近年来越来越像毛泽东，不断追逐个人权力并推崇个人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