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几年了，我们都很想家。在国外有了自己的小家，但国内父母的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不管离开多久，多么遥远，总是那心中永远的惦记，惦记着那里的亲人，朋友，更想见见那块熟悉的土地，我们出生和生长的故乡。我和先生开始收拾行李，定机票，飞向那块天天想，日日盼的地方。
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入境了，我们开始填表格，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这些对于我们，经常出国旅行，填的表格的内容是太熟悉了，也习以为常了。突然，我先生用胳膊肘碰碰我，问到：“有出身吗？”我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说：“我问要不要填出身？”我笑了，答道：“都什么年代了，不会有了吧？”但又不放心，仔仔细细地从头到尾把那张表格看了一遍，然后坚定地回答：“没有！”他喔了一声，嘟嘟囔囔地说，“我最怕填那个了，总算取消了。”
是呀，“出身”这个名词太敏感，太可怕，也太可笑，太引起我们这代人的回忆了……
记得我初次听到这个词是在初中的政治课上。1963年我上了初一。中学的一切都与小学不同，首先是课程多了，每个老师只教一科，一个上午有4个老师上不同的课，每天能在课堂上见到多个老师，各个老师讲课的姿势，语调，风度不同，也使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有了机会聊天谈论老师们。记得一个同学还在日记里描写数学老师说话时口水太多，大家心灵同感，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同。
除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这些我们熟悉的科目，政治课是第一次进入课程。我们不知道政治课都会学什么，而教科书很薄，只是探讨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老师是大学政治系调来的。（因为我们学校是附中，不少老师是从大学来的，主要是那些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学生或老师，下放到中学也是一种下调和惩罚吧。）政治课一周两次，而历史和地理课一周只有一次，可见此课的分量。政治老师在第一次课上就要求我们阅读许多课本外的材料，其中主要文章来自《毛泽东选集》，那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记得我回家后问父母，我爸不敢怠慢，马上把那篇文章从“毛选”中找到，让我放在书包里，随时准备上政治课用。刚刚13岁的我，懵懵懂懂，没有感到什么，只是简单地认为，不就是一课吗，何必紧张？其实当时的“阶级斗争之弦”已开始拉紧了，估计父母已有预感，只是不敢多言，生怕影响孩子。
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周的政治课笼统概括了一下课程要求后，紧接着的就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了。记得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表，列出了各个阶级的名称，然后在班里讨论。从买办资本家，资本家，地主，富农，到贫农，雇农…本来是按照文章里的叙述，讨论什么是什么。后来，老师让大家对号入座，把你本人列在表里，看你是属于哪个阶级的。
这一下，讨论的气氛开始紧张了。有人举手自报自家是贫农，说是听家里说的。然后有胆子大的同学问，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父亲还是从爷爷算起？老师的答案是：以解放前3年为界限，那时你家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出身。课后的作业就是去问各自的家长，然后分析自己家的阶级成分。
我当时很不理解，那是一篇1924年的文章，比我的父母出生还早，分析的也是那时的阶级情况，而40年后情况不同了，父母都是在1950年代参加工作的，他们的阶级成分是按他们的工作职务呢？还是按祖父母的呢？实在是不明白怎么划分。但是我不敢问政治老师，因为我是班干部，不能给老师出难题，也不想让同学们议论我。
回家问了父母自家的情况后，我偷偷地去找语文老师，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与语文老师比较熟悉。这个语文老师是一个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小伙子，20多岁，单身。虽然他年纪不大，但人长得粗，看上去有30好几。他对我们女生很好，有求必应，这增加了我的胆量去请教他。我偷偷敲开了他的办公室门，微笑与他打招呼，然后坐下来问问题。
我不敢抱怨我心中的不满，直接从自己家的情况问起。我告诉他，我父亲解放前3年是大学生，解放后3年是研究生，如果按照解放前3年的标准划分，我的出身应该是“学生”。可是政治老师说我们的“成分”是“学生”，不能把“成分”与“出身”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这两项不能是一样的。
政治老师说我的出身算是“教员”，我不同意，因为我爸爸那时还在上学，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教员呢！我还抱怨说，这种出身的划分好像不准确，尤其是在城市里。他肯定了我的疑问，但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告诉我不要再去问任何老师了，小心谨慎为好。
后来，没有办法，我只能按照政治老师的要求，把这个授予我的出身填写在我的表格里。记得后来，这个“教员”的出身又一律改为“职员”，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听同学说，大家都是这么填的。
不管是什么“员”，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时期，这就成了非“红5类”出身，加上家父是大学教授，我成了“臭老九”的后代，比“地富反坏右”这样的“黑5类”好不了多少。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爆出，反动血统论的高调宣扬，更加剧了学生中的等级划分，变本加厉地区划同学，制造矛盾，把原本同学之间的学友关系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有人成为了当之不让的“红色接班人”，而有人在一天的时间里成了“敌人”。
这种荒唐的变化让人目瞪口呆，眼花缭乱，迷茫中是无法控制的内心恐惧……对于一个只有16岁的少年来说，这种无形的压力使得我倍感压抑，恐慌，以至于在一生中都无法解脱……（这就不难理解，我先生在填入境表格时会联想到是否要填“出身”了。）
文革中，由于“出身问题”，受到批斗，谩骂，人格侮辱的学生大有人在。我的两个同学的遭遇就是真实的案列。
一个是玲玲同学，初中与我在同一个班。她人长得高大，一直坐在我的后排。每当上自习课写作业时，她会用铅笔轻轻地捅捅我的背，让我回过头去，与她对习题答案。她很有艺术细胞，爱画画，还赠送我一幅她的铅笔临摹，画的是从她的座位上观察到的我的背影。
我们的学校是大学的附中，同学的父母大都在大学里工作，互相认识，但可能不熟。大家都知道各自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但从来不知道“家庭出身”，也不知道像挖掘三尺似的曝光出来的别人家的隐私。直到1966年的文革，我才知道她父亲曾被划作“右派”，她也就无可辩驳地成为了“黑5类”（地富反坏右）中的那个“右”了。
文革开始后，班长就靠边站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头头，如果不是红卫兵（出身非“红色”的学生是无资格加入的），基本躲在家里，不敢上学了。这一天，每个同学都被告知务必到班里开会。刚刚在教室里坐定下来，就开始宣读报纸，我记得那个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头头”指导讨论，让“红色”的发言，介绍他们怎么“抄家”，耀武扬威了一把，再把矛头指向“黑色”的，强迫他们发言与家庭划清界线…
这时就听“头头”喊：“我们班里有阶级敌人，右派崽子！”玲玲被当众点名，被吼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只见她低着头，脸色惨白，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拉着衣服角。估计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平时的同学会把她当做“敌人”。我真为她委屈，她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她？如果她是“敌人”，那我也就差不多了。
我很害怕，怕下一个被拉出来的会是我，只能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然后听到的是数落玲玲的不是，什么眼睛向上看，看不起别人；喜欢看画报，卷头发，穿花衣裳，资产阶级思想……。最后归结成了她的家庭影响，必须与她的“右派”老子决裂。（当时我差一点要笑出来，因为我在想，玲玲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吃饭，睡觉，如果“决裂”了？）批斗会在“头头”带领下以喊口号为结束。
我一直在想，只有16岁的少年对同班同学哪来的深仇大恨？这时我才明白这是“出身”引来的祸！
从那以后，同学们以“出身”划为不同的群组，“红的”绝不会与“黑的”往来。像我这样“灰的”也有一个组，既然“灰”已经接近“黑”了，我也就不在乎了，照样与“黑的”来往，只不过不敢在明处，怕被“红的”骂成“不分阶级界线”。
两年后，我们“灰的”“黑的”全部被分配下乡务农。又因为“出身”，一出生就“身负原罪”而受到惩罚。
另一个是芳芳，我的小学同学，一至六年级她都与我在同一个班级里。她学习成绩好，尤其是算术，没有做不出来的题，人聪明，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居里夫人”。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区里的重点中学。没有想到的是在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由于她的家庭出身，被她的红卫兵同学围攻，殴打，遭受人身迫害，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精神病。虽然长期治疗，却时好时坏，一直无法正常地生活。
她长期养病，进进出出精神病医院，孤独地生活在医院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是一朵早凋的芳花，可惜一个花季少女成了那场运动的牺牲品。小学同学们都记得她的善良，纯洁，凡事认真而有些执拗死板的样子，热心帮助同学和慷慨大方。而她的不幸，不仅使我们怜悯，悲痛，更是愤恨命运对她的不公，谴责那些迫害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残忍。
芳芳同学走了，她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如果她的父亲不是留学英国归来的知识分子，她是不是不会被殴打呢？但她的父母不愿意追责而选择了沉默，把悲痛埋在心底。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心痛……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如果我考上了那所重点中学，被殴打的会不会是我？（当年小学通考，我有几道算术题做不出来，没有考上重点学校）我庆幸没有考上，不然我的命运不知如何……
因为“家庭出身”，1968年学校分配就业时，我不可能被留在北京，唯一的出路是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我一直都对“家庭出身”困惑。记得1985年，我被选送去日本学习，人事处处长找到我，谈到要“政审”。他说他看了我的档案，里面太“黑”，有亲戚在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问我是否知道？我想起母亲告诉我的家事。
母亲小时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外公曾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律师，家里有房有地。外婆在外公去世后把房子和地全部都卖了，带着钱和孩子到上海投奔弟弟妹妹（外婆是大姐）。生活所迫，外婆一直租房子住，把钱全部花在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上，才使得所有的孩子都读了大学。
我真的佩服外婆的勇气，如果外婆当年守着老家的家产，那一定会被划为富农或地主的，那么她和孩子们后来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而进了城市，她成了贫民，无房无地无工作，她的成分就变好了。这是不是与电影《活着》的某些情节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葛优扮演的角色是把家产赌输了，而不是卖了。
外婆的弟弟们各奔东西去国外谋生。有关这些亲戚，我只是听母亲讲过，知道一点点。我问那个处长，为什么把这些亲戚都写入我的档案中，而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见过面。他说这些都是从我母亲的档案里抄来的，是在1966年的文革期间，怕漏掉任何“里通国外”的蛛丝马迹，哪怕是一个只有16岁的孩子也不会放过的。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些事情都不揪了，有许多人还恨不得有个国外的亲戚呢。就这样，我的政审通过了。
从那以后，我出国再没有被“政审”过。从挖地三尺地搜索一个人的祖宗三代到改革开放后全面正视一个“人”，这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吧！
多年后，我回国探亲又遇到人事处长，他问我，要不要把我的档案带走。我说，我才不要呢，你留着做个纪念吧。我告诉他，在美国，个人的履历是从大学开始写的，连我的10年北大荒经历都无法计算在内，更别提什么父母，祖父母，和其他亲戚了。那才叫真正的“重在表现”呢！我就是我，什么“出身”“成分”都与我无关。我真正地感到自由地放飞了！
说到“出身”，不得不说说我先生。他的父亲（我的公公）是个孤儿，十几岁就在餐馆当学徒，为的是每天能吃上免费的三餐。好不容易学出了徒，离开家乡到上海找工作，在锦江饭店做川菜。当年参加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解放后想自己立业，就跑到北京开一家餐馆（因为上海比较贵），还从老家叫来了几个年轻徒弟当帮手。
1953年公私合营，刚开两年的餐馆就被“合营”了，他就留职在曾是自己的餐馆里，成为里面的一个师傅。由于他有产业（餐馆），被划成资本家。他很不服，去找领导，最后按受雇的人员来定，具有3个雇工以上的定为资本家，3个以下的定为小业主。
还好，他的一个徒弟后来离开了，才救了一命，给授予小业主。这个出身最多算个“灰色”，好像还接近“黑色”。所以，我先生也是被分配下乡，遇到了我。在农村，他努力表现，得到好评，曾几次被推荐上大学，可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家庭出身”，政审通不过，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我先生对于他的“出身”，心里一直犯嘀咕，如果按规定从解放前3年来划界线，他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工人。怎么到他父亲划成分时，这条规定就变了？变成解放后3年了？难道哪里“黑”就往那里靠？他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他拒绝填“出身”。我说：你可以填工人呀，那就是“红色”了。他说他填过，但被上级叫去谈话，让他改过还受到批评，不许他乱改“出身”。好在，我不在乎什么“出身”，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弄不懂。这是他最欣赏我的，因为我单纯，说不好听的，就是“傻”，如果不是他告诉我，我可能连问都不会问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父亲的两个徒弟，因为是学徒工，成分就是工人。一个被重用，提拔当了餐业部门的领导，另一个被请去为一个高级首长做特餐，因为“根红苗正”。但他们很感激师傅传教给他们的手艺，逢年过节来看师傅，还常常请教，切磋厨艺，没有一点把他们的师傅当做“阶级敌人”，“剥削阶级”的想法。
后来，我先生在美国开餐馆，我才知道，开餐馆起码要有3个人才能转起来。（为了节省一个人力，他常把我当成免费劳动力）也就是说，当年他父亲雇了2个徒弟才能使餐馆开张。而这雇工给他父亲带来的是数十年的“黑成分”，文革中的批斗，陪斗，还直接影响到他的孩子们的成长。如果他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我想他当年就是咬着牙也要一个人在上海打工，（坚决不开餐馆）弄个好“成分”呀！
“出身”这个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专用名词，曾经风靡在故乡这片土地上，让一部分人遭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斥，歧视，冷遇，使他们不得不被迫用体力劳动，吃苦受难来“还原罪”。基督教的“还罪”是在自身忏悔以后，而他们是在不知何事何物的情况下，只是因为“家庭出身”这个肆意制造出来的名词而受到打压。这种“打压”的合理性在哪里？
1980年代初，我的公公又一次开起了餐馆，他的厨艺吸引了远近的吃客们。多年来，他的餐馆薄利多销，即赚到钱又得到了无数顾客的青睐和夸奖，体现了老一辈生意人的做人之本分。我先生考入了财经学院，进入他所喜欢的“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如今，当我站在讲台上，讲述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时，我常常会联想到曾经的“家庭出身”，犹如封建时代的标签，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造成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旗帜下，以“成分”或“出身”限制和束缚了青年人的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也使社会人才受到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