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抗日卫国。（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共建党百年临近之时，中共中央下令加强党政历史的全民宣传教育。然而中共为歪曲历史而打造的谎言正逐个被记录、被戳破。最近美国之音就聚焦中共自称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谎言，披露中共党魁毛泽东与日军勾结的历史真相。
今年新修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依然称中共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并详细描述了抗战期间中共参与的“唯二”战斗--“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
然而《谁的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辛灏年在2005年在一场有关国共两党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公开演讲中，曾提出：“我请问大家，淞沪会战中，中华民国投入的兵力是70万，日本投入的兵力是50万。两军对垒，120万军队在上海打起了一场决战。我请问，远离上海三、四千里以外的陕北红军，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万三千杆枪、两万人马、三个县的资源，能够领导的了淞沪会战这样一场百万人的决战吗？”
美国之音就此表示：在解释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通常会避开上述显而易见的力量对比的事实，转而强调：“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是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等等，那么，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怎么做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并未领导东北抗日
中共一般将“九一八事变”描述为该党在东北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流砥柱作用”的开始。但美国之音提出，虽然中共确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了5份反对日本侵略的文件，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共领导了东北的抗日行动。
东北的抗日行动最初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的。即便根据中共官方承认的一篇陈列在杨靖宇烈士陵园暨南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的一篇题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的文章，东北抗日义勇军也并非受中共的领导。这篇文章写道：“虽然中共满洲省委和地方党组织曾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一些抗日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对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但力量弱小，不能左右抗日义勇军领导的决策...”
接下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间，中共并未如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0日开始，就公开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中国人起来推翻忙于抗日的国民政府。同一天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还发表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美国之音在这篇文章中说：对早期的中共来说，中华民族并不像习近平所说的是他们要捍卫的对象，中国甚至都不是他们的祖国——在其成立的第二年，中共就作出了如下明确的决议，“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中共是“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在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共最主要、最知名的行动是“长征”。关于这段经历，已有无数的资料显示，“长征”只不过是中共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更准确地说，“大逃亡”而已。
《中共如何壮大之谜》的作者谢幼田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谢幼田说，中共的做法“使得面对日本军队正面作战的国民政府的背后受到了一再的武装袭击。”“他们的作为，加重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危机，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
这之后，虽然中共为配合苏联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共却并未专注抗日，而且专注于自身发展，谋求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
蒋介石曾在1965年10月10日发表的《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说：“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汁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仍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对，一分抗日’。”
辛灏年在前述演讲中说：“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中共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抗日吗？我告诉你，中共曾害羞地说过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不对！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他们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了平型关的日寇主力22000人时，林彪才因羞愧而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绪，命令袭击了日寇的一支补给部队，缴获了15000件军大衣！1986年，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就已经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他提出，毛泽东曾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中明确制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寇，下令“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别党不抗日，共产党才是抗日的……”
中共建政后虽然每逢抗日话题就拿出百团大战来自证，但却只字不提彭德怀这次参战是违背毛泽东指示的。
辛灏年说：“虽然这一‘百排小战’被中共吹成了战绩辉煌的‘百团大战’，并且只有胜利，没有伤亡，但彭大将军当年就为此做够了检讨，检讨自己不听中央不给打日寇的命令，检讨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终究还是为此丧了性命。就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给他抗日，他却非要抗战！”
抗日期间中共勾结日军
中共不仅拒绝抗战，更于抗战期间勾结日军，出卖国民党。
2015年12月，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出版了《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该书指出，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毛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铺垫。
远藤誉的重要证据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岩井英一是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主人。
这本回忆录记述，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岩井公馆和另一家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等接触，务求削弱抗日的国军并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
潘汉年在中共建政后被中共当局秘密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越来越多史料证明，逮捕潘汉年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远藤誉认为，潘汉年以及其他曾为中共隐秘战线服务的情报人员的被捕应该与这段经历有关。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也写到了毛泽东与日本军队勾结的情况。
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