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斯大林去世后，中俄关系出现破裂。图为中俄领导人毛泽东（右）与赫鲁晓夫（左）。香港《苹果动新闻》
中共建党百年，近来经常提及“结伴不结盟”的新外交思维，并强调两者的分别：结盟是“找敌人”的旧国际关系思维，而结伴却是“交朋友”的新型国际关系思维。然而翻开过去的历史，却发现中共经常“拉一派打一派”、“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最终令原来的友好关系变成敌对，甚至闹翻收场，例如苏俄、越南等过往的革命同志，都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但维持不足几十年便“翻脸”，甚至开战；而中共这种统战思想亦延伸至国内，党内改革派、宗教团体及民企老板等，均难以逃出友好转敌对的命运。
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交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与之建交的国家是苏联，而在外交上亦实行“一边倒”政策倾向苏联，双方其后在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苏联曾派出大批专家到中国协助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其中包括援建武汉长江大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国则大量供应农产品、原料至苏联市场，每年亦派出大批留学生赴苏联及东欧各国学习。
不过自1953年苏共领袖斯大林（Joseph Stalin）去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当权后，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分歧逐渐增大。主流观点认为，中苏交恶主因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时苏共在加强对东欧诸国的控制时，中共仍然拒绝干预。至1959年9月，中印边界冲突，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双方关系更加恶化；1960年7月，苏联在未预先知会下突然召回全部在中国的专家，撕毁所有合作项目的合同，中苏关系自此宣告破裂。
而中国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曾在“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一文中指出，两国关系破裂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是1958年中共在未知会苏联的情况下突然炮击金门，二是苏共领导层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分别反映中苏在对外及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他并分析，决定中苏同盟破裂的两个内在因素，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越南统一后“枪口对准中国”
中国和越南亦曾经由友好关系转成敌对。前越南大使杨公素曾在《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中指：“原来中越关系极为友好，从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击法国的胜利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的，后来又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和国际上的承认……这几十年间，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在1975年打败美军统一南北越之后，越南军队的枪口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准了中国，声称中国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敌国。”
从1920年代起，越共领导人胡志明便与中共部分领导人有密切往来和共事的经历，其中与周恩来交情甚笃，而且双方又在意识形态上相近，同样支持“反帝反殖”。1950年代，越南正经历抗法战争，当时胡志明就曾密访中共请求支援，而中共亦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旋即将朝鲜战场的军事物资转至支援越南。据统计，中共自1949年建政至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共提供11.6万支枪械、2,730门火炮及大批弹药器材。而在抗法胜利后，因美国支持南越与北越对抗，中共基于战略需要，仍继续支援越共。
然而1975年北越军统一越南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除了边界纠纷、华侨问题及由亲苏派黎笋掌权外，亦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被中共视为挑战其地位有关。当时中共不仅决定断绝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亦谴责越南当局追随苏联的“霸权主义”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越南方面则批判中国从事扩张主义，指中国有意侵占越南的领土，并有称霸亚洲之心。最终两国在1979年爆发中越战争（中方称惩越战争），并转成敌对关系。
党内自由派、改革派六四后惨遭边缘化
自70年代末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出现左右之争，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左派，以及提倡改革的右派。两者之间的分歧演变成权斗，并且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将党内的改革派和自由派逐渐边缘化。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视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打击太子党腐败活动、着力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视为损害到保守派既得集团的利益，却要面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指控最终黯然下台；赵紫阳因在六四中公开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引起党内保守派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赵紫阳更因此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余生；而在六四期间提倡改革的学运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翟伟民等，不是被捕就是流亡，自由派被消灭殆尽。
法轮功创办初期曾获认可
政治上不许有异议的声音。现在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的法轮功，在1992年创办初期，法轮功都曾获政府认可，指其为一种“有效的减少医疗支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法，并发挥“推广中国人见义勇为的美德，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定”的作用。
但树大招风，当法轮功信众越来越多，3年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就试图箝制气功的影响力，希望派党员加入法轮功的组织架构却遭到拒绝。到了1999年4月，约1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包围中南海，抗议有学员被逮捕，更进一步引发当局打压。
同年7月22日，北京正式发布要取缔法轮功，几天内至少有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和抄家，公安又毁掉1.5万件与法轮功相关的书籍、录像带和光碟，关闭中国所有法轮功相关网站，自此，法轮功被认定为非法组织。
王健林、马云“不听党话”被打压
至于企业家亦都要“听党话”，否则即使富甲一方如王健林、马云，都有被打压的一天。其中王健林是万达集团董事长，三度登上胡润百富榜中国首富宝座。他在高峰期，曾于全国拥有超过200个万达广场、80间五星级酒店。他亦热衷公益事业，曾在贵州丹寨投入15亿元人民币扶贫，又大力推动国内足球发展。
不过王健林因为在公开场合豪言“我自己的钱，爱往哪投别人还管不着！”又声称“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机会做老大”，结果触动中央神经。2017年当时的中银监要求银行排查万达的授信和风险，并限制万达在境外的投资。在官媒相继质疑万达“走资”，之下，王健林惟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并大量出售资产，其财富亦大幅缩水，亦转趋低调，远离公众视野。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亦有类似遭遇，他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跻身全球企业市值前十，使中国在电商、互联网金融和云计算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水平，获中央表彰改革开放贡献。他亦热心公益，曾于2010年开始，每年将阿里巴巴0.3%的收入拨作公益基金，随后亦在2011年成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2015年马云又向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捐赠1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教育研究与教育创新。
不过就因为去年曾公开批评中国金融“不成体系、没有系统”，银行停留在“当铺思维”的金融监管跟不上形势发展，引起官方不满，旗下蚂蚁集团原定的上巿计划临时触礁。及后阿里巴巴集团亦因涉及垄断被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约），阿里还要发公开信表示对处罚“心存感激”。
澳洲雪梨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指出，马云还有利用价值，“因为习近平要利用他们的财富，支撑党的天下，而没有把他赶尽杀绝”。
北京独立学者吴强则表示，基层民众和中产阰级“有了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之后，党国才把他们当作一个威胁或挑战”，所以无论是资本家还是企业管理者，任志强还是马云，还是孙大午，都被当作一种颜色革命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