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三的一段23分钟的爆炸性发言中，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对洛杉矶一座法庭——以及全世界——说，她迫切希望终止过去13年来一直主宰她的生活的监护制度，她称这是一项虐待、操控性的制度，在受监护期间，她被下药，被强迫工作。
“我一直在拒绝面对。我在惊恐的状态。我受到了创伤，”斯皮尔斯在远程听证会上通过电话说，她坚持要这场听证会公开进行。“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人生。”
斯皮尔斯要求终止监护，且“不要进行评估”，她还说，“如果我能工作，就不应该接受监护。这项法律需要做出改变。”
“我深信这种监护是虐待性的，”这位歌手说道。“我感觉我无法过上一种完满的生活。”
根据预先写好的讲稿发言的斯皮尔斯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到法庭上来，那是因为上一次在法庭，我感觉我的话没有得到任何的聆听。”
她说她不知道原来可以申请终止监护。“我对我的无知感到抱歉，”她说，“我的确不知道。”她解释说，“我的这些经历令我深感羞辱和挫败，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公开的主要原因。我觉得不会有人相信我。”
经过一段短暂的休庭，被称为“杰米”(Jamie)的詹姆斯·P·斯皮尔斯(James P. Spears)的律师薇薇安·李·索里恩(Vivian Lee Thoreen)代表当事人读了一份简短声明：“看到女儿所受的折磨和诸多痛苦，他很难过，”她说。“斯皮尔斯先生爱他的女儿，并且非常想念她。”
在斯皮尔斯的此番发言之前，她在监护中的法庭指定律师塞缪尔·D·英格恩三世(Samuel D. Ingham III)在四月提出，出于方便的考虑，希望允许斯皮尔斯直接向法官陈词。去年，英格恩开始代表斯皮尔斯提出对监护制度做出大幅改动，包括剥夺父亲的权力，过去几年来，父亲一直在监管她的个人生活和财务。
英格恩当时说，他的当事人“强烈反对”由杰米·斯皮尔斯担任监护人，而且她害怕她的父亲，只要是他在掌管，她不会恢复演出。
斯皮尔斯还通过她的律师表示，希望本案能更透明，英格恩在文书中称这位歌手“坚决反对她的父亲以家事不外扬为由，将她的法律抗争隐藏起来”。
《纽约时报》近日获得的保密法庭记录显示，现年39岁的斯皮尔斯早在2014年就曾就父亲的角色提出质疑，并反复要求完全终止监护关系，不过英格恩并未提交公开的申请。
斯皮尔斯从2008年起在加州的双线式监管制度下生活——涵盖了她的个人和财产，当时这位歌手的精神健康状况和潜在的药物滥用问题促使杰米·斯皮尔斯向法庭申请对女儿的监护权。
现年68岁的杰米·斯皮尔斯目前管理着女儿将近6000万美元的财富，同时负责的还有她指定的一家专业财富管理公司；2019年，一名有执照的专业护理人员临时接管了斯皮尔斯的个人护理工作。
杰米·斯皮尔斯和监护机构的代表都声称，保护斯皮尔斯是必要的，她也可以随时采取行动结束监护。
今年早些时候，索里恩表示，斯皮尔斯“作为布兰妮的监护人之一，努力且专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法庭看来，他对女儿的爱和想要保护她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但粉丝和观察人士质疑斯皮尔斯为何一直都需要监护，这一制度有时被称为“守护”，通常是对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比如严重残疾或失智症患者——使用的最后手段。直到最近，这位歌手还在继续演出，并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收入。
根据时报报道的法庭记录，布兰妮在2016年告诉负责她案件的法庭调查员，自己希望尽快结束监护。“她明确表示，觉得监护已经成为压迫她和控制她的工具，”这位调查员写道。“她‘受够了被人利用’，她说她才是那个工作赚钱的人，而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拿她的工资。”
当时，这位负责向法官提供定期评估的调查员得出结论称，鉴于斯皮尔斯复杂的财务状况、易受不当影响和“间歇性”吸毒的问题，监护仍然符合她的最佳利益。但该报告也呼吁寻求“使其独立的办法，最终终止监护”。
在2019年的一场闭门听证会上，斯皮尔斯告诉法官，她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进行演出的，她感觉自己在监护下仿佛被强制关进了精神病院。法庭记录显示，她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周三，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法院外，数十名斯皮尔斯的热情支持者举着写有“#解放布兰妮”的标语聚集在霓虹粉色的宣传背景板前，高呼口号并发表演说，描述她所处的困境有多么不公。这些粉丝表示，他们是从拉斯维加斯、底特律和堪萨斯城赶来参与的。随着更多媒体的到场，人群也越来越多，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
一些年长者也加入了这位歌手忠粉的行列，他们认为斯皮尔斯的案子能够引发人们对需要改革的监护制度的关注。“当我们听说这群有社会意识的年轻人出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教化美国大众的机会，”61岁的苏珊·科比安奇(Susan Cobianchi)说，今年早些时候她与支持“#解放布兰妮”的这群人建立了联系，她的母亲在监护中去世，她说正是这一制度导致自己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未能与她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