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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中共跨境威胁 留学生:在澳洲我仍不自由

图为悉尼大学校园。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Watch)周二(6月29日)发表一份报告说,中共政府及其支持者在澳大利亚监视、骚扰和恐吓支持民主的中国留学生;同时,澳洲高校也未能保障中国学生与批评中共的学者的学术自由。

周二发表的102页报告名为“‘他们不懂我们的恐惧’:中共跨国镇压危害澳大利亚高校的学术自由”,介绍了中共政府如何对在澳洲大学的支持民主的大陆与香港学生进行监控,让他们即便身在千里之外,仍笼罩在中共的恐惧阴影之下。

“我来到澳洲,但我仍不自由。”一位受访学生说。

中共的监控手段包括,鼓励留学生互相告密、报告给中共官员;威胁留学生在中国国内的家人,让留学生误以为中共的监控无所不在,心生恐惧。

因此,参与调查的有24名“支持民主”的中国与香港学生以及22名澳洲大学教研人员。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必须伪装掩饰和自我审查,以免遭到同学威胁骚扰或向中共有关当局“举报”。

报告撰写者、“人权观察”澳大利亚部研究员苏菲‧麦克尼尔(Sophie McNeill)说:“这些(中国)学生远离家乡,感到孤独、无助,同时也缺乏(澳洲)大学提供的保护,真是令人心碎。”

“澳洲高校管理层未能尽到维护中国学生权利的谨慎责任”,她批评说,“澳洲大学依靠国际学生的学费,对中国(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骚扰监控视若无睹。”

“高校害怕北京报复,所以他们选择不公开讨论这些话题,而是畏缩到问题背后。我们觉得,他们不能再这样做。”麦克尼尔补充说。

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遭遇的问题非常敏感,它往往与经费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个外交问题。据美联社报导,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的一项重要的出口项目。2019年,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为本国经济贡献了300亿美元。在大流行疫情发生前,中国留学生在全部外国留学生人数中占比高达40%多。

报告列举了三宗学生个案,中共警察登门拜访或传唤他们的国内家人,查问他们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其中一名学生因为在澳留学时注册推特账号,发表支持民主言论,遭中共当局威胁判刑入狱。另一名学生因为在澳大利亚同学面前表明支持民主,返国后遭中共当局没收护照。

受访学生表示,他们非常害怕自己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可能导致国内双亲遭受中共当局处罚或审问。

“大多数学生被骚扰后,不会向他们的大学举报。”麦克尼尔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大学更重视维持与中国(中共)政府的关系,不想得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学生。”

在澳洲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专业,或指导大量中国大陆学生的大学教授中,也有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会自我审查。

少数大学校方甚至对教职员进行言论审查,例如:要求教职员不得公开谈论中国,或者劝阻他们举办有关中国的公开活动或就中国敏感议题接受媒体采访。

2020年,有一位澳洲学者因将台湾称为国家并为台湾学生仗义执言,遭到亲北京人士的霸凌、骚扰和人肉。结果,其所任教的大学选择了暂时将其个人页面从学校官网撤下。

报告说,这些恐吓或“举报”同学的恶劣行为,并不代表大多数的留澳中国学生,多数中国学生不愿介入政治争议,或者更愿意选择以平和方式表达个人观点。

报告还提及中国留澳学生极度依赖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微信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审查,其平台上流传太多针对西方国家的不实资讯,以及缺乏多元观点,也可能是驱使部分海外留学生去骚扰、恐吓那些想要抗议或表达不同观点者的潜在原因。

报告建议,基于中共政府日益明目张胆在全世界侵犯学术自由,澳大利亚教育部应每年发表报告,记录有关骚扰、恐吓、审查与自我审查的事件,以及各大学抵制这种威胁的具体措施。

同时,呼吁澳洲各大学和校长也应当公开谴责具体的骚扰或审查事件,并公开承诺维护学术自由,确保所有学生了解向外国使领馆“举报”同学或教职员言行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学生行为守则并可加以处分的行为。

报告案例

所有受访者姓名为化名,以免泄露身份。

张秀英,在澳大利亚声援香港民主抗争的中国女学生。

“大约凌晨两点,我收到一个大陆同学发来简讯。大意是说,‘我在监视你。’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去找学校心理师,因为我感到压力很大。我在脸书上拉黑了他(那位大陆同学)。我修了一门课,班上百分之98都是大陆学生。很多学生说我坏话,骂我背叛祖国。”

李卫,中国大陆留学生,一到澳大利亚就注册了推特账号。

“我以为这里很安全。2020年3月,(中共的)警察联络我爸妈,把他们叫到派出所,还对我发出正式警告。他们要求我‘闭上臭嘴’,说我要是回国一定好好找我算账。他们说我必须关掉我的推特,停止散播反政府言论,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会对我刑事控告。我删了推特账号。因为我担心我的父母。”

张敏,中国大陆学生,说她因为自我审查影响学习,决定改变大学修课。

“这一定不利你的学习。我刚到的时候,选了一门传播课程,这门课非常重视课堂讨论,但我感到无法畅所欲言。所以,这是我改选另一门偏重技术性课程的原因之一。”

“N”学者谈到一名中国大陆学生在课堂作西藏问题报告之后的遭遇。

“有一个学生讨论到西藏的自焚。后来她在课后辅导时间来找我谈话。她说她父母的‘上级’被工作单位通知有关她在课堂上作西藏报告的事情。她父母会知道此事,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某种举报机制。我很想查个水落石出,但在八九十个学生的大班课里面,实在做不到。”

“P”学者谈到一名校方人员要求他提供“净化版”的中国研究课程。

“我们全面实施线上教学以后,我收到资讯部门负责人的一封电子邮件。他说,他们设置了专为中国使用的VPN(虚拟私人网路),但是我的教学内容有点问题。另一位学者,也是另一个中国研究单位的老师,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一个‘净化版’的课程。我是否也可以考虑修改一下我的课程呢?我说,‘不行,我不愿意。’”

“T”学者谈到自我审查对学生和课堂讨论的影响。

“我有一个学生来自台湾。她(课后)找我,对我们有关香港的讨论感到很激动。她问我,‘你认为台湾会怎样?’我说,‘你在课堂上怎么没有提问?我真希望你能提出来!’她答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前途。我以后工作可能跟大陆有关。我不能被人举报。’”

责任编辑: 李韵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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