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新闻界连着发生好几件事，苹果日报主笔卢峰先生被捕，区家麟的节目被禁，连“五夜讲场”那种普及文史知识的好节目也没有生存空间了。这个政府已急速丧失常性，林郑一定要在她下台之前，完成中共交给她的彻底摧残香港的政治任务。
面对这样恶劣的形势，不少年轻朋友都彷徨无助。我身边也有几个这样的年轻朋友，他们都曾经或正在传媒机构任职，都一腔报效香港社会的激情，现在面对困境，或走或留，大家都有相同的苦恼。
历史来到一个急转弯的关头，三叉路口，往左或往右，是每个人的难题。我不能替他们拿主意，我只是提醒他们，不要高估中共的理性，也不要低估中共的邪恶。
每个人的处境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不能因为你留下了，别人走了，就认定他们是软骨头不义之辈；也不能因为你走了，别人留下了，你就认为他们太幼稚。在这样的关口，让我们都更大度一点，更体谅别人的处境。我们的共同出发点只是，我们祈愿所有香港手足，都能作出对他们自己最优的选择，不管是走还是留。
我们说的煲底见，就是不管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事，只要你心里有我们的老香港，与香港不离不弃，那我们就应该在未来的某一日再重聚，再一次相约走过英皇道，那时我们还是要举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
我提议每个面对未来举棋不定的年轻人，可以把自己面前的不同选择条件做十个八个筹码，比如资产﹑孝亲﹑事业﹑朋友﹑子女﹑安全感﹑自由﹑民主﹑机会等等，然后把这些筹码排一个队，这样对理清自己纷乱的头绪会有点帮助。有些条件可以放弃，有些不可放弃，有些绝对不可放弃。看看绝对不可放弃的是什么，然后服从它，其他都可以忽略。
困在一大堆互相纠缠互相抵消又互相捍挌的条件里，永远都走不出来。
比如你家里有衰病的老人，你一走她就没有人照顾，那怎么走得开？死也只好死在一起。又比如孩子是你的宝贝，孩子的未来在你心目中占有绝对的位置，那为孩子的教育离开，其他的也就要服从这个先决条件。人一生总有两三次这种要命的选择，可能根本改变你的一生，碰到这种关口，一定要硬下头皮，狠下心，不惜搏命往前走。在这种关口，三心二意瞻前顾后都是缺乏承担的表现。
要走就痛快地走，要留也痛快地留，只要下了决心，就义反顾走下去，此后的一切，都只是你当日做这个决定时就准备要付的代价。只要把代价都设想清楚了，把最坏的结果也都充份估计，事到临头你就不会张惶无助。香港人说“马死落地行”，如果你有落地行的准备，那马死不死，就不是很大的问题。
在需要的时候，人有时要跟着感觉走，人不能永远都把自己套在理性的枷锁里，因为有时候理性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你把事情设想得很周到，事无巨细，一一罗列，然后对着一团乱麻，理不出一个头绪，那只会陷自己于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于事无补。当你陷入这样的困境，你要跳出来，直达自己内心的感觉，只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排除一切干扰，只剩第六感，然后你跟着第六感去走。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一件事。一九四九年他从大陆回香港看父母，假期后准备回北京到北大就读。他已经告别父母上了火车，谁知火车在广东一个小镇发生故障，停车修理。余英时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突然福至心灵，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要北上，还是回香港，和父母在一起。他就那样神差鬼使买票南下，几经周折回到香港。
他回来香港上的是钱穆他们创办的一家很寒酸的新亚学院，与北京大学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后来新亚并入中文大学，他是中大第一届毕业生。余先生在一个偏僻的小车站莫名其妙地折返香港，几乎可以说是如有神助，如非这一决定，他在北大毕业，就会留在大陆继续求学和工作，那他的命运就要改写了。
余先生的一时冲动并非没有来历，他在香港居留其间就“天人交战”，在走与留的两端游移，广东小车站上的冲动，只是某种神秘的启示突然降临。这是很难解释的，人的命运，是他一生所有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总和，余先生后来留学美国，成了一代史学大师，为中国知识界留下正宗的血脉，这与其说是余先生个人的幸运，不如说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香港今日，正如余先生所处当日的中国，很多人都处在命运的交叉点上。中共今日抓卢峰，斩港台节目，日后还会有更多摧毁香港的毒招，整个社会大环境会很快恶化下去，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现实。
如果你的筹码中，安全感排在第一，自由排在第二，子女排在第三，那就走吧，排除万难走出去，承担命运加在你身上的苦厄，谁知道，今日之苦汁，说不定是明日之甘泉。当然，如果你选择留下，那就要对日后的苦难有充份的思想准备，这些苦难可能时间不长，也可能时间很长，你的代价可能不大，也可能很大。
不管如何，我祝福每个人，希望你们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作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