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科学家为了超过西方国家不择手段，屡屡突破伦理底线。图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在进行实验。
在全球，所有涉及伦理议题的科学研究的设计和实验，都要先通过伦理道德委员会的审查。而中共近些年在生物医学和遗传工程领域做了不少突破人类伦理底线的实验，本文盘点其中几个中共自诩“全球首创”的生物实验。
早在2016年12月1日中共也开始施行《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但有评论认为中共的伦理委员会大多是虚设或根本不透明，才导致中国突破人伦底线的所谓“创新”不断发生。
在欧美国家，由于对动物研究的伦理道德的法规越来越严格，近些年相关的预算和资金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所以中共国就成了开展这些实验的最佳环境。
2011年，中共专门把通过克隆等生物技术创建灵长类疾病模型作为国家发展目标。根据《自然》杂志上的数据，中国用于生物医学研究的猕猴的养殖企业，在2004年到2013年间，从10家增至34家。
实验一：让公鼠怀孕生产
6月9日，在没有经过同行评议的预发网站BioRxiv上，中国海军军医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如何让雄老鼠怀孕产仔的研究论文。
论文表述了一个牺牲三只雌鼠让一只雄鼠怀孕产仔的具体方法：
1.先把这只雄鼠与一只雌鼠背靠背缝合在一起，为雄鼠建立一个雌性微环境，形成异性共生（heterosexual parabiotic pair）；
2.再把另一只雌性大鼠的子宫移植到连体雄性大鼠体内；
3.最后，再把在第三只雌鼠体内发育的初始胚胎，植入到已经植入雄鼠体内的子宫内，同时也植入到与雄鼠相连的雌鼠的原生子宫内。
4.经过21.5天之后，在280个雄鼠移植胚胎中，有27个发育正常，剖腹产下10只发育良好的幼鼠。该实验共使用了至少46只雄鼠、138只雌鼠。
中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以“男人生孩子还远吗？”为题，称“中国科学家创造了奇迹”，“打破自古以来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这个实验受到了一些学术专家的质疑和批评。
善待动物组织（PETA）的科学政策高级顾问艾米丽·麦克沃（Emily McIvor）用“卑鄙”一词形容这个实验。她说，动物不应被视为“一次性物品”。“动物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得到安宁，而不是在实验室里饲养、试验和像一次性物品一样对待。”
麦克沃说：“手术把两只敏感的老鼠连在一起，让它们忍受着残害和数周的长期痛苦。这是不道德的，是科学怪人干的事。”
她还认为，“这些令人震惊的实验完全是由好奇心驱动的，对我们理解人类的生殖系统没有任何帮助。”
澳门大学健康科学系讲席教授葛伟（Ge Wei，音译）也批评说，有关研究人员在雄性中创造后代的说法“完全错误且具有误导性”，“这项研究对生殖生物学没有什么意义”。
实验二：人-猴嵌合胚胎
今年4月15日，中国昆明理工大学和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细胞”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成功培育了世界首例人-猴嵌合胚胎，即同时具有人源细胞和猴源细胞的胚胎。
科学家们将人类干细胞注射到猴子的胚胎中，希望这样在猴子身上长出来的器官可以移植到人类的身上。此事引发了普遍的伦理争议。
东英吉利大学诺里奇医学院（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s Norwich Medical School）生物医学伦理学讲师兼研究员安娜·斯迈多（Anna Smajdor）博士在评论这项研究时说，它构成了“重大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她说：“这项研究背后的科学家表示，这些嵌合胚胎提供了新的机会，因为‘我们无法在人类身上进行某些类型的实验’。但这些胚胎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仍有待商榷。”
牛津上广实践伦理中心主任、牛津大学威康伦理与人文中心联合主任朱利安·萨武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教授则认为，这项研究“为人类-非人类嵌合体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继续教育信托基金（Progress Educational Trust）负责人莎拉·诺克罗斯（Sarah Norcross）表示，虽然胚胎和干细胞研究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可能带来好处，但“显然需要就伦理和监管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和辩论。”
但该项目的中方领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季维智则说，人-猴嵌合胚胎是把猴子胚胎作为人干细胞发育的环境，本质上并未发生生殖嵌合，“绝不是人猴杂交”，所以并不有悖相关伦理问题。
2019年，北京的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猪胚胎中添加猴子细胞，首次创造了“猪猴混合体”。
虽然两只混合体只活了两周就死亡，但仍引来各国科学家的批评，认为这项研究在道德伦理上令人震惊。
实验三：基因改造胎儿
2018年11月底，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在香港一场大型学术会议上，宣布他的团队进行的“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的一对双胞胎女婴已经出生，并称这是全球首例。
他说，他们采用了CRISPR技术，来编辑胚胎内的CCR5基因，以使婴儿将来可能具有天然抵抗艾滋病的能力。
闹出“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双胞胎”风波的中国科学家贺建奎2018年11月28日出席香港峰会。
此事引发全球科学界的普遍谴责，专家们担心，改变胚胎的基因组，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不仅是对被改造的个体，而且对遗传这些相同变化的子孙后代都可能造成伤害。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物工程师克里沙努·萨哈（Krishanu Saha）是一个调查该技术安全性的团体的成员。她质疑道：“假设我们正在向大脑中注入基因组编辑器，靶向是海马体中的神经元，我们如何确保这些基因组编辑器不会进入生殖器官并最终击中精子或卵子？然后那个人可能会将编辑传给他们的孩子。”
一个由多国科研机构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调查后，在2020年9月3日发表报告称，人类胚胎的基因组一旦被编辑就不该用于生育，直到有确切证据显示精准改变基因组能带来可靠的结果，且不会导致预期之外的变化。但目前没有任何基因组编辑技术能够达到这一标凖。
就连中国都有122名科学家签署公开信，警告这类实验存在巨大风险，并批评当局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
中共当局马上就开始立案调查，并称该研究所涉及的伦理审查文件存在问题。
而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也从刚开始的大赞这项研究“实现历史性突破”，突然变成“科技发展不能把伦理留在身后”。
2019年12月30日，中国一法院通过未公开审理，裁定贺建奎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款300万元人民币；参与的其他两人也被判刑。
实验四：冠状病毒改造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科学家“蝙蝠女”（Bat Woman）石正丽，在中共病毒（COVID-19）的研究过程中，进行“功能获得性”（gain of function，简称GOF）实验，引发伦理道德讨论。
2015年，石正丽与她的合作者一起，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通过基因改造一种类似萨斯（SARS-CoV）的蝙蝠冠状病毒，使其可以感染人类，并具有更强的传染力。
这项功能获得性研究，通过基因修改病毒以使其变得更致命或更容易传播，这相当于创造出了预计可以在人类中爆发的新毒株，就是所谓的“潜在大流行病原体（PPP）”。
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全球不少科学家对其实验潜在危险及伦理问题的质疑。
由于GOF/PPP研究可能导致的剧毒病原体广泛甚至全球传播的风险，远远大于从研究中获得的益处，此类研究引发了广泛的对伦理问题的关注，被认为不符合《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中有关广泛伦理原则的要求，即“无法通过其它方法获得的、为社会有益的结果”、并且要风险和人类利益相称。
2014年，美国政府对涉及流感、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冠状病毒等的GOF研究，暂停了资金支持。
2020年8月，密歇根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教授迈克尔·安普奥雷（Michael J. Imperiale）博士和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子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主任教授阿图罗·卡萨德瓦尔（Arturo Casadevall）博士，共同发表文章说，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关键不在于GOF，而在于涉及大瘟疫病原体的实验，人们不应该仅仅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而进行GOF实验。换句话说，仅仅因为一个实验可以做并不意味着它应该做。
6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说，石正丽在给该报的电子邮件中，辩称她的实验不同于功能获得性研究，因为她的目的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是为了了解病毒如何进行跨物种传播。
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认为，这种跨物种试验本身就会创造自然界没有的新病毒，使其不但具有更强的毒性或传染力，而且在试验中，还帮助病毒变异，并带来跨物种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