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电脑里，不知道何时藏了一篇《傅雷》，像是我的一则札记，杂议中趣味与哀伤交替，又可见人性之复杂，至今留在中文语境中之“傅雷”，似乎仅止绝望自杀和其子傅聪的传奇，却掩盖了这位大师级奇人（中国人选“大师”太滥）的多面向传奇性，而他是从艺术一端最深揳入“现代性”这个命题的，可惜暴政阻断了他，而他的献祭，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化失败的一座祭坛。】
一、欧洲艺术起源
H.A.Taine: Philosophie De L'art傅雷译
《艺术哲学》，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
一个法国人对欧洲艺术起源的解释﹐同我们所被感染的所谓“西方中心”论或西方文明的“神话”﹐相距何等遥远。
那个至今笼罩所谓异质文明﹑导致全人类奉为楷模和终极﹑去同它“认同”并尾随去疯狂“现代化”的欧洲文明﹐那个光环四射的“文艺复兴”﹐在丹纳笔下居然不过是一个绝对的偶然﹐一个横行不法社会形态的侥幸结果﹐一个被中世纪神权压抑之后的纯自私﹑肉欲的动物本能式的大释放。
这本书记得我少年时代就从父亲书橱里翻出来读过的﹐可能并非傅雷的译本﹐但我还是不能逃脱被“全盘西化”和“欧洲中心主义”所虏获。何时能读到或读懂什么书﹐也是一种偶然和命定。反正我读书从来没有“高师”指点﹐只任随兴之所至。
我从中国“现代化”之马列蛮荒世道下随波逐流到八十年代的又一次“西化”浪潮中﹐自然深深陷入“欧洲中心主义”﹐到快五十岁﹑在西方生活了快十年才发现﹐这个“西方神话”﹐包括它的什么“科学”“民主”﹑自由人权﹐都是一个虚幻﹐这种西方式的理想主义并不比它横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另一种“乌托邦”共产主义更真实一些。人类从来没有什么“规律”﹑“道路”﹑“模式”﹐从来都是一团乱麻﹐一些偶然而已。西方的东西也永远不可能被东方或其他地方“拿去”的。
丹纳这个法国人很有意思﹐他偏爱拉丁人﹐很惋惜那种南欧的急躁冲动发自生命力的艺术追求性格﹐终于被北欧的理性﹑阴沈﹑算计﹑组织等性格所取代。
看来﹐至少近现代的世界似乎不过是丹纳所称之为“北欧性格”中的两支在搏斗而已﹕一支是日尔曼的“行而上”弄出来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绝对律令”﹐另一支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之“行而下”弄出来的外交﹑行政﹑财务﹑经商等冰冷算计的实用主义。
后者终于战胜前者﹐领世界之风骚﹐可是依然是东方人学不来的更精致的一套。什么基督教﹑自由主义﹑银行金融等等﹐东方人大概是比“南欧性格”更散漫﹑更琐碎﹑更图一时享受的性格。
二、傅雷初到法国
1927年12月30日﹐乘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三等舱﹐从上海浦江赴马赛。时年二十。赴法留学乃由严济慈介绍给巴黎郑振铎。
1928年2月4日由马赛抵巴黎﹐到第5区嘉末街3号伏尔泰旅社找郑振铎。此处离卢森堡公园很近。有“法行通信”里最后一篇“在卢森堡公园伥惘”。一个星期后去西部peiter﹙贝底埃﹚补习法文半年多﹐后考入巴黎大学文科。巴黎大学位于拉丁区﹙5区﹚﹐离卢佛宫﹑先贤寺﹑卢森堡公园皆不远。主修文艺理论﹐旁听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期间发生一桩恋情﹐巴黎姑娘玛德琳。（八九年我流亡巴黎期间曾反反复复地路径上述建筑。）
开始在卢佛宫研究达芬奇并试译丹纳“艺术哲学”。一面在大学和讲座听课﹐一面去艺术馆看画﹐阅读大量美学﹑美学史和音乐理论﹐也尝试过绘画﹑作曲﹑弹琴﹐均无效。
三、金梅《傅雷传》中一个迷人细节
1936年11月傅雷曾有洛阳龙门之行﹐是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的名义去考查石窟﹐还带了一个摄影师。
据“傅雷自述”说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但他当时同刘抗通信﹐刘后来回忆：
‘要摄影﹑要测量﹑要绘图﹑要记述﹑要考据﹐石窟共有一二十个﹐长半余里﹐每窟内有造像十余至七八十不等﹐他和助手往往在龙门一连要住上六七天﹐才能回来整理材料﹐稍事休息。这样循环不已的操劳﹐大概花了三四个月时光﹐才告结束’。
在洛阳期间﹐傅雷偶遇一个汴梁姑娘﹐曾有信给刘抗提及﹐但只谈自己情感波动﹐未细说那女子的情形﹐似乎留下一个空白。
这是可见记载中傅雷的第三次恋情﹐第一次是在巴黎同玛德琳﹐几乎令他杀人和自杀。此后便安静同朱馥梅成婚度日﹐生养聪﹑敏二子。
三六年在洛阳这次邂逅﹐几乎是一次婚外恋﹐闪电一般就过去了﹐没有留下痕迹。令人感兴趣的是﹐以傅雷的孤傲﹑挑剔和极审美眼光﹐一个何等样的“汴梁女子”会令他在已经成熟的中年动心呢﹖
此女子除非绝色﹑绝顶聪明或性格极诱人﹐否则不可想象。傅雷好象是只会对天资绝顶者动心的。他给刘抗的信说‘我爱她亦如爱一件“艺术品”’﹐可知这女子非同寻常﹐又说她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可怜虫’﹑‘一个不幸运而落在这环境里的弱女子’﹐不知意味着怎样的一个人生故事？
傅雷的性格极为特殊﹐人皆称他“古怪易怒”﹑“嫉恶如仇”﹑“刚正不阿”﹐除了“古怪”是他的天然性格之外﹐其他的看法均属中国人的传统之见。其实﹐我看他是留法几年后在人的品行上彻底“西化”的一个典型﹐乃是以西方人之处理人际关系态度而活在中国人世中﹐因而矛盾百出。另外﹐他之只倾心“天才”“绝才”的严峻态度﹐可能是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他的极端影响。
四、傅雷与唐云
郑重著《杭人唐云》写了一些惊人的细节：
翻译家傅雷和唐云都住在江苏路上，两人对巷而居，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交往几十年，无非只是喝喝茶，品品书画而已。
傅雷欢喜收藏黄宾虹及林风眠的画。林风眠和傅雷是留学法国的同学。对古画，傅雷常常感到没有把握，就请唐云给他看看，听听唐云的意见。有人送给傅雷一张新罗山人的画眉，他知道唐云是从新罗山人的路子中走出来的，就带给唐云看。唐云看了之后说：“这是真的。”傅雷把它珍贵地收藏起来。在抗战时期，唐云每次开画展，傅雷都要来参观，并且总要买上一二张表示对唐云的支持。傅雷收藏黄宾虹的画很多，唐云帮他开了一个收藏展览会。
傅雷在写《美术十讲》时，也经常和唐云在一起讨论。唐云从一个画家角度，对一些古画提出分祈和看法。
唐云认为，一张画的好与不好，主要表现在用墨和用笔上。还有气势也很重要，气势各有不同，有的要画得气势磅礡，有的要画得刚柔相济。刚是内在的，柔是外在的，刚与柔是通过笔力表现出来的。
有一次，傅雷得到一张八大的梅花，拿来给唐云看，唐云说：‘八大的东西没有火气，但笔气很刚，梅花的三笔叶子，笔笔不同，一朵花使画面透透空气，那个尖尖角最为重要。看画不好只看一眼，要细细地看，要看整体，然后看局部，再细看用笔。’
傅雷很讨厌有乾隆皇帝题识的画。只要一有乾隆皇帝“御笔”，再好的画，傅雷也不要，他很不欢喜这位跑到江南，到处乱写乱画的皇帝。
在这一点上，唐云和傅雷的看法是一致的。有一次，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唐云说，这个皇帝老儿讨厌，许多画都被他题坏了。题画是一门艺术，宋人团扇画得很整齐，款不好题大字。郑板桥的书法很好，字写得高高低低，很相称，对画起了衬托作用，有好的影响。有的人不管这些题了上去，反而破坏了画面。用印也很重要，用朱文印，还是用白文印，都很有讲究。还有各种画法，有工笔的，有粗笔的，构图要稳定。不管工笔或粗笔，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
傅雷从来不和唐云在一起喝酒，只是谈论绘画，谈论音乐。傅雷经常和唐云谈音乐，谈音乐与绘画的关系，谈音乐与绘画在节奏感上的互通。对戏曲、电影，唐云都是不看的，他从来也不愿意与演员打交道，由于受傅雷的影响，对音乐欣赏倒颇能说出一番道理的。即使到了他的晚年，每天酒余饭后，他还坐下来静静地欣赏一番音乐，然后才到他的画室里，作画、写字或看书。
在十年动乱中，傅雷比唐云更早地遭受灾难，历尽种种屈辱，确实使他无法忍受，最后不得不采取自尽来迅速摆脱尘世的烦恼。也许是上帝有意给他折磨，第一次自尽未遂。
唐云听到这个消息，尽管批斗会上自己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但他还是激于道义上的责任心，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夜赶到傅雷家中，殷切安慰这位老朋友，劝他不要走这条路：‘留得青山在，不伯没柴烧，现在先躺在地上，躺下不是跪下。’（最近国内有“躺平”说，原典在这里。）
‘我被污辱得没有人格了，人的尊严都被剥夺净尽，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傅雷悲愤填膺，痛心已极。
‘说啥你还是要活下去，我们都不算老，还有活的价值。’
这时，傅雷从墙角边杂乱无章的堆物中，找出一瓶法国葡萄酒，满满地斟上两杯。这位从不喝酒的人，这次却破例和唐云举杯相邀：
‘这瓶酒还没有被抄走，是劫中孑遗，为了人的尊严，我们干杯。’
‘好、好…….’唐云一口把酒喝光。
‘画都没有了。’傅雷很悲恸。
‘我给你画，画你欢喜的画。’唐云说。
‘好，好，我等着你的画。’傅雷说。
那天唐云回到家中，找到一管秃笔，为傅雷作了一幅落地长松，一直画到天亮。吃过早饭，唐云把未完成的画稿收藏起来，把笔砚洗洗干净，就去上班了。
一天，唐云经过傅雷住的那条弄堂，看见弄堂口聚集了许多人，在围看〈大字报〉，唐云凑上去一看：
傅雷夫妇自杀了！
唐云回到家中，又找出那幅画，想把它完成，以纪念傅雷的忌日，但他一笔也画不出来。他对着那张画，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画，最后把它扯得粉粹，用火柴一点，把它烧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