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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科技巨头,北京与美国金融脱钩谈何容易?

滴滴出行公司在北京的总部大楼

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低调赴美上市后仅两天就遭到中国监管部门一套组合拳的重击。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或是想要主动与美国进行部分“金融脱钩”。

监管重锤下中企赴美上市更难

中国网络安全办公室先是在7月2日对滴滴的主应用程序“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暂停新用户注册。随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7月4日以“滴滴出行”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为由,下架了这款应用程序。之后,网信办又下架了滴滴旗下全线25款应用。截至7月15日收盘,滴滴的股价为每股12.36美元,低于发行价的每股14美元。

除了滴滴以外,另外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应用程序也遭到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调查,其应用也被下架,分别是货运物流公司满帮集团和看准网运营的“Boss直聘”在线招聘平台。这两家公司也已于6月份在美上市。

受到中国政府强力监管行动的影响,路透社援引三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医疗大数据公司零氪科技(LinkDoc Technology Ltd.)已决定搁置赴美上市的计划。这是滴滴事件后,已知的首家撤回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

在砸下本轮监管重锤之际,中国政府也表示,将收紧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规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证监会正在起草规定,要求企业赴海外上市前需得到监管部门批准。国家网信办也将牵头对申请赴海外上市的企业进行跨部门审查,以确保上市计划不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此外,国家网信办7月10日发出通知,对修订《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要求用户超过100万的互联网公司必须想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这些新的举措将大大增加中国企业赴海外、特别是美国上市的难度。在此之前,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并不需要得到国家网信办的批准。而2002年中国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取消了企业赴美上市的前置审批程序,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以所谓“小红筹”方式赴美上市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

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认为,中国加强科技企业监管以及抬高赴美上市门槛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这个事情问题出在中美关系上,”他对美国之音说:“为什么以前的监管没有那么严?主要是现在从大环境来说,中美关系不好。要是中美关系好,这都不是问题。”

美国想要滴滴的大数据?

2020年1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票通过针对中概股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并已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该法要求在美国挂牌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会计监督规则。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连续三年无法审查外国公司的海外公共会计事务所,该公司将面临退市。

《外国公司问责法》的落地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监管对峙。北京和华盛顿多年来一直就是否能够披露中概股的审计底稿问题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审计底稿可能会包含敏感信息,如果披露给美国政府机构,会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财新周刊》7月12日出版的第27期封面报道说,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全面收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美国的长臂管辖带来数据外流隐患”。报道引述一位资深投行人士说,滴滴或迫于经济利益向PCAOB提供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滴滴出行”的中国活跃用户达到3.77亿,活跃司机1300万,滴滴全球的活跃用户为4.93亿,活跃司机1500万。此外,滴滴在2017年获得了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甲级测绘的资质,掌握了包括车辆定位、周边环境等大量精准地理数据。甚至有说法称,可以通过滴滴的大数据定位谁在哪个政府部门工作。

资料照片: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的应用上的导航地图。(2021年7月1日)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7月10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战略打压,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能因为有的公司股权由境外资本掌握和去境外上市等原因就导致国家安全漏洞。”

但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西·弗里德(Jesse Fried)表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担心敏感数据外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现实是PCAOB和任何美国政府机构都不会寻求得到此类敏感数据,担心数据外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他对美国之音说:“每三年检查一次审计的PCAOB不会要求提供这类信息。美国监管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这种信息。据我所知,这与任何监管目的都不相关。”

对于需要将数据交给美国的说法,滴滴方面已经出面否认。有高管在新浪微博上称,滴滴所有中国数据都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

北京欲与美国金融脱钩?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是北京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即“不鼓励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尤其是在两国争夺科技霸权之际。”亦有分析人士指出,对滴滴的打压可能是北京主动推动与美国金融脱钩战略的一部分。

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是出于风险考量,选择在高科技企业和关系到基础数据的企业主动与美国的资本市场脱钩。他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写到,“中国政府并不只是要惩罚滴滴和其他不听话的企业,也是要通过此种方式,切断中国科技企业和华尔街的联系,部分和美国资本市场脱钩。从这个目的来看,它也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认为,与美国金融脱钩或许是北京的长期目标,但短期内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具备给像滴滴这种高科技企业IPO的能力。

他说:“我认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现在不能这样做(金融脱钩),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无法处理相对较新和难以估值的公司的IPO。这是美国市场擅长的事情,而中国市场现在还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因此,我的最佳猜测是,中国政府并不是想在不久的将来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我认为他们对某些类型的公司有特定的担忧,但从长远来看,一旦中国的资本市场条件足够好,可以在中国进行IPO,他们可能会阻止中国公司在这里(美国)上市。”

香港能收渔翁之利?

在滴滴事件之前,尽管面临美中关系紧张、监管政策不确定性等挑战,中国企业仍大举进军美国资本市场。据Dealogic的数据,今年截至目前共有36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已经达到2020年全年的水平。

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表示,美国资本市场具备全球任何资本市场无可比拟的优势。

他说:“首先是盘大、流动性好。第二,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市场。不仅是香港,就是东京、伦敦都是没法和美国媲美的。另外,来美国上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扎根下来了,有的人是从事金融业。他们对中国企业来美国上市创造了非常好的软件上的支持。”

香港交易所(资料照片)

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孚特(Refinitiv)的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上市发行共募集了125亿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然而,中国政府约束科技企业的强势手段无疑将打击中国企业赴美国上市的信心,仍寻求赴海外上市的企业可能会退而求其次选择香港上市。港交所的股价星期三最高上涨了6.2%,显示出乐观情绪。

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对香港打压,特别是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不如从前。

他说:“中国政府对香港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无疑是削弱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它(金融中心)正在转移到上海或新加坡,这就是中国这次打压行动的效果。它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效果,但我认为十年后,香港将是一个比上海或新加坡小得多的金融中心。”

拜登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表示,其行政当局将在星期五向美国企业发出警告,随着中国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控制力度加大,在香港经营的风险也在上升。《金融时报》报道援引三名熟悉情况的人士披露,美国国务院将提出对一系列威胁的担忧,包括中国有能力获得外国公司在香港存储的数据。

责任编辑: 楚天  来源:VO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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