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太保的路人脸
2014年，来自汉堡的史坦妮思（Bettina Stangneth）出版了在《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大屠杀刽子手不为人知的生活》一书，她回顾了艾希曼远从1937年开始的写作、同时代人关于艾希曼的作品以及其他许多讯息来源，以及一些近年才公开的档案：包含艾希曼未完成的自传，大量的“阿根廷手稿”；荷兰纳粹共犯萨森（Willem Sassen）与艾希曼在阿根廷厚达1600页，60几卷带子的访谈；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的审问誊本；耶路撒冷审判期间的审问与书写，包含他没有完成的自传，以及最后写给家人的书信。
2011年德国“面对正义–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展览萤幕上阿道夫·艾希曼的影像。
她所要挑战的，是艾希曼因为鄂兰，而在世人面前树立的形象。事实上，艾希曼一点也不庸常（banal），相反，这些新近面世的档案显示，艾希曼在阿根廷流亡期间有多么自豪自己任职纳粹帝国时的“丰功伟业”。史坦妮思推翻了我们一般对于流亡者的刻板印象，艾希曼在阿根廷不只跟妻小重逢团聚，甚至又生了一个小孩，同时，他一点也不避讳身份曝光，一再夸耀自己“跟总统裴隆很熟，他会为了我们德国人抽空”。自始至终，艾希曼在阿根廷都供职于德国企业，在他被以色列特工绑架时，他正为奔驰企业工作，为家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买了地，新家才刚刚盖好。
在史坦妮思看来，艾希曼相当滑头，会依据不同的听众量身打造他的说词。她认为，鄂兰所描绘的“庸常”形象，不过是艾希曼精心打造的另一个谎言。毫不意外，史坦妮思这本书又再度激起波澜，鄂兰对于艾希曼的侧写是否失真夸大乃至于一厢情愿，又再度成为议题。
艾希曼是个“庸常”的人吗？当鄂兰用上这个词时，她所想要表述的，是怎样一种人格特质或者状态呢？有过集中营经历的幸存者，其实都不甚认可鄂兰这个说法。例如Jean Améry就明说，鄂兰根本没有遇过真正的盖世太保，她对艾希曼的认识全是“隔着玻璃隔板”以及道听涂说，所以鄂兰根本不知道那有着“路人脸”的盖世太保是怎么下一刻突然变成“盖世太保脸”的。在Améry看来，鄂兰“恶的庸常”这种说法完全没有任何“接近现实的想像力”。
从“根本之恶”到“恶的庸常”
其实，“恶的庸常”这个说法，一开始是鄂兰的老师雅斯培所提出的。他在给鄂兰的信中，委婉质疑鄂兰认为纳粹的所作所为，不能理解为罪行的主张，接着他说：
我对您的观点不是很自在，因为一个超越一切犯罪罪责的罪责，无可避免带有一丝“伟大”，撒旦式的伟大，于我来说，这用在纳粹身上颇不妥切，仿佛纳粹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在希特勒身上有“魔鬼”的因子。对我来说，我们得要从其全然的庸常，从其乏味的琐碎来看待这些事情，这才是它们的样子。细菌会导致传染病彻底摧毁一个国家，但它仍然只是细菌。
鄂兰后来在对艾希曼的形象描绘中，也强调他“完全不是魔鬼”。艾希曼不是弥尔顿《失乐园》里立意与上帝对抗的撒旦，更非莎士比亚笔下为王位决心为恶的理查三世，对撒旦或者理查三世来说，行恶具有某种“高贵性”，但艾希曼不是这样。
不过，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鄂兰还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庸常性”的问题，纳粹确实对挑战了“人所能做的最大之恶来自于自私的恶习”这个思想传统，极权体制所造成的“根本之恶”（radical evil），跟任何“人性上可以理解的原罪动机无关”，而鄂兰坦承她并不知道这样的根本之恶确切来说是什么，只能推测它与“让人成为多余（superfluous）的人”这个现象有关。
后来，鄂兰在访谈中提及她初闻集中营时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本不应该发生”。意思是说纳粹这个行为完全无法理解，无法理解纳粹为何要在前线战事吃紧时，反而投入更大精力加快灭绝犹太人的脚步。“这本不应该发生”相当贴切形容了面对极权体制这个“根本之恶”，毫无现实实用地把人变得“多余”的反应。而在给雅斯培的回信中，鄂兰也接受了雅斯培的建议，她说：
您完全是对的：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不再说“根本之恶”…事实上我现在的意见是恶从未是“根本的”，它单纯就是极端，既无深度也无任何魔鬼般的面向。它会像菌类般在表面上蔓延并毁弃整个世界。如同我说过的，思考总是试着达到某种深度寻到根源，而它则“蔑视思考”（thought-defying）…让人挫折的是因为什么东西也没有。这就是（恶的）庸常。
鄂兰这里已经隐约意识到了，她后来会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恶的庸常性”，她这么总结她的观审心得：
在报导耶路撒冷艾希曼的审判时，我谈到了‘恶的庸常’，所意指的并非理论或教条，而是某个相当实际的（factual）东西，大规模犯下，恶之行为的现象，其根源无法追溯到行为者身上任何败德、病态或意识形态信念的特殊，其唯一的人格特质可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浮浅（shallowness）。不论行为多么残暴骇人，行为者既非凶神也非恶煞，从其过去的行为，受审时与受审前警察问讯时的表现，唯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征是完全负面的：不是愚蠢，而是一种古怪，又相当真实的“无力思考”。
“无力思考”是什么意思？
法庭上的艾希曼有时候不太像是“认真”为自己辩护。例如，1941年9月，艾希曼在初次访查东欧屠杀中心后不久，开始经手大规模的犹太人驱逐行动，但这次行动却发生一件诡异的事，艾希曼并没有依照命令将人送到俄罗斯、里加、明斯克等地，而是转送到人满为患的罗兹犹太区。艾希曼的辩护律师以此论称，如果有机会，艾希曼还是会营救犹太人。不过，艾希曼自己忘了这件事。有时候艾希曼的“自辩”也令人发噱，比如说他强调自己“想跟过去的敌人和平和解共生”。
整个审判过程中，艾希曼与其说在自辩，不如说是在演讲，这就让鄂兰异常困惑。
党国杀人理论
在出发耶路撒冷前，鄂兰曾经表示，她心中希望检视“螺丝钉理论”。“我感到法庭程序的极大好处是让螺丝钉的说法站不住脚，并迫使我们从不同角度考虑所有问题。事实上，可以预料到这个辩护会被拿来当借口”。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鄂兰所预料。艾希曼并没有说自己是体制的螺丝钉，相反，忠党爱国的他，强调自己“跟那些按表操课、照规矩办事的同事不一样”。如果艾希曼说自己只是体制的螺丝钉，反倒“可以理解”，但让鄂兰困惑的是，艾希曼对于党国不同阶段的口号倒背如流，反倒强调自己是如何在体制中一日双城兢兢业业考察集中营业务，对鄂兰来说，艾希曼的“无力思考”，正在于这种勤敏中所反映的，对党国教条的无条件接受：
艾希曼格外勤奋努力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心一意想升官加爵，除此之外根本别无其他动机，而我们无法说这种勤奋是犯罪，毕竟他永远不会杀害上司以篡夺其位。更明白点，他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正因为缺乏想像…他并非愚蠢，这纯粹就只是全无思想（thoughtlessness）：这绝不等同愚蠢。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化身当时最十恶不赦的魔头。但是，即便这算得上“庸常”，甚至滑稽，即便我们竭尽所能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魔鬼般的品行，他的情况还是远超乎常态。
在《罪与罚》中，杜斯妥也夫基借检察官之口说，“这是一个荒诞、阴暗的事件，是现代事件，是人心启蒙的我们时代的产物…这是书本上的幻想，这是受到理论刺激的心态。根据理论杀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人以后，虽然有点痛苦，可是却无可自拔地耽溺在某种“伟大”的快感，这是一种“正负情愫交融”（ambivalent）的情绪。而不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的强者理论，还是伊万“这个世界无法辩护”的说法，都与欲望的高贵低贱无关。对康德来说，高低贵贱的欲望总还是非伦理性的病态性动机，而这个恶本身，现在可以用某种纯粹的理论来证成与进行，这符合康德对根本之恶的界定。
连螺丝钉都不如的党国信徒
当鄂兰一开始使用“根本之恶”这个典出康德的概念时，她心中所隐约怀抱着的，可能是这样的定义：依据理论杀人，跟依据历史法则灭绝犹太人，其实高度相近。鄂兰当然深知这些历史法则不过党政宣传机器的炮制，但在艾希曼审判之前，她某种程度上还相信这些党政高层，可能有除了党政灌输的教条以外的信念，即便那是再卑微，像是“我只是螺丝钉”理由。就像鄂兰自己说的，让自我免于成为尘埃，其实单纯只是那个可能会挣扎的另一个自我，“拯救我免于灭亡，免于变成无尽宇宙中“一颗微粒”的，正是这个使自己与之对抗，不可见的自我”。鄂兰对于所谓威权体制下的“良知”，其实标准放的很低，它不是“我不应当”，而是“我做不来”。
比如说，要把一个人杀了，再载进校园，从高楼上扔下去，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在这个过程产生“我做不来”的念头，它某种程度上不是“应不应当”的问题。
鄂兰惊讶的是，原来艾希曼信服党国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连这么一点“我做不来的”的想法都没有。艾希曼“不会去推敲各种问题：较小的恶、对国家的忠贞或者谨守誓约等等问题”，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这些问题稍微有一点点推敲，可能产生了一点点动摇，就不会是艾希曼那种无力思考的人，但艾希曼甚至连用螺丝钉理论为自己辩护的“自我”都没有。
艾希曼也在法庭上自承，“官腔干话（officialese; Amtssprache）是我唯一的语言”。
无论是“根本之恶”还是“恶的庸常性”，某种程度上都不仅仅是思想、道德与政治哲学问题，它们本质上是党国问题。“根本之恶”是极权体制依据什么历史定律的理论杀人，但造就根本之恶的，却是一个个对党国，对党国灌输的教条毫不怀疑，只能以官腔干话“自辩”的信徒。根本之恶的“根源”本质上很庸常，浮浅到无以复加，甚至，螺丝钉都比之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