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过问政治，对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剑拔弩张之势也一无所知。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察觉到毛主席正在策划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大风暴，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发表的那篇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是其导火线。
毛并未参加大会，由朱德率领中共党代表团前去苏联。朱面容慈善，那时已是七十岁，头发很黑而多。朱没有政治野心，解放后几乎是半退休，只担任几个荣誉职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里种花——他养了上千盆兰花。人代会委员长是个闲差，但大家仍称他“朱总司令”。中国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产党所内做的贡献。
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斯大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的反毛运动铺路。毛决不容许此事。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随即领导苏联，毛毫无异议。但发生反斯大林事件后，毛转而对赫鲁晓夫深怀敌意。毛认为赫鲁晓夫违反了一条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斯大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异是过河拆桥。
此外，毛觉得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虎作伥——授美国帝国主义以柄。毛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
我一直非常敬仰斯大林。但是毛反对“反斯大林运动”并不是出于对史的尊敬。事实上，毛鄙视史。我听到毛形容他和这位前苏联领袖的关系不好时，非常惊愕。毫无疑问地，毛在一九五六年初跟我说的一番话是气话。毛时常扭曲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
毛对史的强烈个人憎恶要追溯到一九二零年代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第三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成立统一战线。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第三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悔，大举歼灭城市里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亲眼目睹农民的暴动。毛于是认为，中国农民一定会起来领导二十世纪的革命。毛便大胆采取了一个合于中国历史情境，却为非正统马列主义的战术。毛发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秋收起义。随即毛在江西井岗山建立基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毛在此号召农民的支持，实行土改，继续和蒋介石的军队做游击战，以耗损国民党的力量，进而领导农民攻占城市。苏维埃政权在毛领导下日渐壮大。
一九三零年，斯大林指派当时才二十五岁，在苏联读了好几年书的王明为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据毛所言，王明虽未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执意将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推往城市。毛认为当时势力仍薄弱的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元气大伤，因此大力反对，而被打成保守右倾，并前后不下二十次被撤、降职，以及开除出党，并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毛说：“长久以来，斯大林骂我是红皮白萝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
江西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决定突围而出，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毛夺回指挥权。
毛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该归罪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时代，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还骂王明是左倾的“投机分子”。
毛又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去，我们不同意。日本投降后，（我们）同国民党打起来了，苏联没有给我们一枪一弹的援助。淮海战役以后，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州去，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们支持国民党，跟我们没有牵连。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谈判，斯大林对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两个月，斯大林根本不谈。我发了脾气，不谈就不谈，我回去，这才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了，我们说应该出兵。斯大林说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是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英美说你援助我们，那么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有关系。”
“高岗在东北，斯大林封他东北王，实际上是插手中国党，搞分裂。”
这是毛首次明确谈到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原来存在这么久、这么深的分歧。
但毛从未公开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领导地位和斯大林过于息息相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中国国内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大大触犯了毛。我从不认为朱德会对毛构成威胁。毛和朱德在江西时期曾分裂过，因此朱德对“反斯大林”的最初赞成反应，使毛与朱德隔阂加深，进而说这是“个人品质问题”。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朱德身体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门，也得上。每年五一劳动节，领导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朱德告诉陈琮英说：“如果我不上，别人会以为我犯了大错误，上不了天安门。”那年五一节中国领导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确保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政治地位。
毛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毛首先对他们对苏联模式依样画葫芦的死方法发难。
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已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此时已建立了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农业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营。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工厂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经营。就经济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已趋完善。
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遥遥无期。在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汲汲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则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袭过来。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
毛的革命需要大胆、气魄和斗争等特质，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认为其他领导人只会墨守成规。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无异是向毛的最高领导层下了挑战。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属在他死后，摇身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写黑报告告发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拔掉所有能破坏他统治的毒草。他对共产党党内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