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共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引起了诸多议论和猜测。究竟这口号意味着什么？最近国内民营企业开始为政府捐输，兴办政府本应负责的公共事务，“共同富裕”这个口号背后当局的政策意图逐步明朗化了。其真正目的是推动“私代国办”，就是把政府收税后本来必须承担的社会公益开支，部分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正值当局缺钱之际，如此便可省下这些开支，转用于扩军备战。
一、社会公益谁出钱？民企登场
最近中国两大互联网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突然宣布，分别捐出1千亿元，提供公共服务。腾讯集团先宣布投入500亿，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随后又追加500亿，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用于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紧接着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2025年以前投入1千亿，开展十大行动，包括支持科技投入、扶持中小微企业、助推农业产业化、支持中小企业出海、帮助高质量就业、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促进城乡数字生活均等化、为弱势人群提供网络服务、提升基层医疗能力、设立200亿共同富裕发展基金。或许是因为财力有限，“拼多多”虽然跟进，但只出资100亿，支持农业科技。
这些互联网巨头大量出资的领域，无一例外属于本应由政府资助的社会型服务。民企代替政府承担这些社会职能，自然就为政府减轻了财政支出负担。这些民营大企业为什么突然开始如此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呢？其中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当局先后约谈了多家大型民营互联网龙头企业及其他民营企业，对它们的经营方式提出很多质疑，甚至施压。这种压力于是转换成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大型民企虽然赚钱不少，但必须“听话”，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要“想政府之所想、为政府解忧排难”。其中的应有之义是，民企要吐出利润，为政府分担开支负担。
腾讯和阿里是被“敲过头”之后表现最乖巧的，立刻掏钱行动，俨然充当起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代理之职能。被约谈的民企还有很多，其中那些还在“装糊涂”的，当局并没放过。最近中共外宣喉舌《多维新闻》点名“美团”这个点餐服务集团，指“美团”至今没有实质动静，只是由创始人王兴说了几句空话。王兴能“抗”多久，大概不难猜，他肯定不想成为当局“枪打出头鸟”的靶子。
二、“共同富裕”能骗谁？
自从习近平最近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中国的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展开宣传。究竟“共同富裕”何所指？“共同富裕”的字面含义可能部分暗示一个过程，但最后落在结果上。共产党宣传的“共同富裕”从来就是个虚假的宣传口号，所有共产党国家从未实行过这个方针，而是采行让红色权贵享有等级和特权的相反制度。
以中共为例，它的官员和民众的财产状态分为两个阶段。在毛时代，中共先剥夺了民众的田产、房产和私人企业资产，以致于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家庭都没什么财产，更谈不上财富，这种“共产”自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化私为“共”；另一方面，各级官员享有高于民众的工资，而且按级别享受各种生活待遇上的特权。在那贫穷的年代，民众是“共同贫困”，官员则按等级享受特权消费。
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十几年里，民众“共同贫困”的状况稍有改善，而通过官倒积累私财则蔚然成风。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制”的名目下，中共把几十万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私有化到了各级干部的口袋里，产生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代共产党资本家。他们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干部；而他们的干部身份，又赋予他们在中共式市场经济中独一无二的发财机会。总体上看，中共夺取政权后，在财富分配方面做了两件大事，每件都与“共同富裕”背道而驰。第一件是没收了全国民众的私有财产；第二件是把名义上由国民共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送给了各级官员。
此后，中国的财富分布就开始向西方国家看齐了。2016年1月13日《第一财经网》介绍了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系统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此调查指出，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只占全社会财产总量的1%。而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是否拥有城市户口、父母教育水平高低、本人是否中共党员、出生所在省份（经济发达还是落后）。2017年2月14日《凤凰国际智库》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瑞士信贷银行研究院2016年11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6》。据这份报告，从2000年到2016年，全球超高净值的富豪资产增加了216%，而中国的富豪资产却增加了100倍。西方国家从来没共产过，个人无法抢夺他人财产来致富，国人的家庭财产是家族十几代逐渐积累起来的；但中国1995年以前几乎官员和民众都没有家庭财富，然后短短20年就有一群人暴富得达到西方国家富人上百年积累财富的数量。
三、“共同富裕”给谁听？
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共同富裕”，因为每个人的体力、能力不一样，遇到的机会不一样，生活选择也不一样，各人的经济收入和财产积累会出现差别。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从不相信“共同富裕”，也不讨论所谓的“共同富裕”，而是研究社会公正的制度和结果。社会公正是指民主制度下，给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相同的受教育机会，也提供个人努力发展自己的空间，同时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护和照顾。公正的社会里仍然存在不同收入、不同财产积累的群体，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共产党制度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社会公正，中共的政策语言里基本上不用社会公正这个概念，因为社会公正和共产党制度格格不入。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和土匪山寨一样，论功行赏，按级别给予特权，得到赏赐的人未必能力强，却可能杀心重、害人多，只要对共产党统治有利，这样的人就能得到特权。不同的时代特权不同，毛时代官员的特权差别主要是当局分配的房子多大，是否配给家庭服务员，工资多高，凭特权身份可以买到哪些民众买不到的消费品等。经济活动开始市场化之后，官员的恩荫仍是子女可以使用的二代特权，会给二代带来就业、进大学、在社会上混的种种好处，自然也带来财富。当官员本人和亲属可以凭借权力捞取钱财，而依附于他们、得到他们保护的民间商人也可以赚钱的时候，民众只能幸幸苦苦地积攒有限的一点财产，这是“共同富裕”吗？
如果思考一下，中共宣传“共同富裕”的时候包含哪些社会群体？是所有社会群体“共同富裕”吗？这里面有个圈套，那就是，中共讲的“共同富裕”，指的是普通民众，而不包括中共官员及其亲属；换言之，中国的民众，除少数私企大老板，谁也不敢想和中共官员们“共同富裕”，而中共自己也从没考虑过，它的特权阶层为了与民同富而放弃特权。比如，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几年前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披露，中国每年政府的医疗总开支中，80%都花在党政干部身上，其他十几亿人只用20%而已。很显然，在共产党制度下，只要官员的特权永远存在，就不可能有官员和民众的“共同富裕”。中共只在党内干部圈里秘密做家庭财产调查，作为打击政敌之用，但相关资讯列为国家机密，绝不允许泄露给公众。中共连官员有多少财产都严格保密，谁会相信它要官员与民众“共同富裕”？
其实，中共讲的“共同富裕”，是对所谓“你们老百姓”讲的；这个讲法本身是一种宣传口号，但会煽动不少抱持共产党价值观的民众，利用他们对有钱人的敌意，支持中共打击私企老板的行动。
四、为何社会公益活动要民企登场？中共缺钱了
最近中共提出一个新说法，要通过“第三次分配”来帮助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在现代经济制度下，民众的收入和投资收益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即“初次分配”；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还会由政府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来调整“初次分配”产生的社会上的收入分布，这被称为“第二次分配”；所谓的“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个人或机构捐输，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民间自发的帮助。
中共的上述行动是“第三次分配”吗？“第三次分配”本来应该与政府无关。而现在民企出钱只是表面上的“捐助”，实质上是政府的强制要求，因此属于“逼捐”，而“逼捐”的用途又用于填补政府公共服务所需开支。可以说，这是中共独有的“第四次分配”，就是在正常税收之外，再从企业那里直接、间接地转移其经济活动的收入到政府想要补充的领域里。
为什么中共现在要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中共缺钱了。中国的财政分为中央和省市两级，中央级预算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中央预算，二是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三是保密部分。从2020年的中央预算支出来看，总额119,451亿元当中，中央本级公开支出占24%，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占70%，保密的其他支出占6%。看中共是否缺钱，重点是看中央财政是否缺钱。从2020年开始中共已经要求各级财政要过“紧日子”。今年的中央财政支出方面，中共提出了两条新政策，其一是中央本级支出只能减不能增，比去年要下降0.2%；其二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减少50%以上。
在这样的紧财政政策下，今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各主要支出项目中，除国防开支增加7%，债务付息支出增长8%，其他的支出项目不是削减，就是持平，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削减14%、外交支出削减2%，而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都是与上年基本不变。
同时，中共正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填补财政窟窿。比如，最近中共下令，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必须全部缴入国税部门的国库，虽然名义上仍然算地方政府的钱，但使用时必须向国库申请。这样做是用地方卖地收入在国库中周转，以填补国库空虚。酝酿中的开征房产税，是另一个预备手段。而逼民企代政府出资维持公共服务开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
中共的日子过得下去或者对未来比较有信心时，它会“养鸡取蛋”；但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它是不在乎“杀鸡取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