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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俞大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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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絪教授(中)与作者沈宁父母

从我懂事开始,在家里听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经常听他们提到:俞大絪教授当初是这么讲的,俞大絪教授当初是那么讲的。如果他们在英文方面遇到问题,更会争论,然后结论是:我们去问问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之后,父母带了我们兄弟,第一个去拜访的,也就是俞大絪教授。顺便说明一下,俞大絪教授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中国化学大师曾昭抡教授的夫人。

俞大絪教授和她的姐姐俞大缜教授,都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抗战时期都在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那时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她们的学生。俞大缜教授英国文学史,很严格,一概历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绍,文学风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学生们都有些怕。俞大絪教授英国小说和英国诗歌,讲的生动逼真,引人入胜,学生们都很喜欢上她的课,也记得比较迅速和牢靠。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最喜欢的课,是英美诗词,俞大絪教授教他们唱美国民歌,如《苏珊娜》等,要求学生们背熟。后来晓得那很有好处,歌词容易背,记了单词,句型,语法,还有美国人的讲法习惯。四十年后,父亲到美国访问,跟美国朋友一起唱这些歌曲,能记的歌词比美国人自己还多,使美国朋友非常敬佩,后来对我提过许多次,称赞父亲英文了不得。父亲说,那当然都得归功于俞家姐妹教授。

俞教授两姐妹个子都不高,身体都胖胖的,俞大缜更胖一些,而且体弱多病。1953年父亲独自一个先调进北京工作,听说俞大缜教授生病住院,马上到医院去看望她。过了些时,母亲带了我们两个孩子搬来北京,父母一道再次拜望俞大缜教授,又是在医院里。她的身体实在是很糟,经常要住院。

俞大絪教授的身体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做教授。中国曾经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许国璋和俞大絪教授编写的。我记得,小时候跟随父母到北京大学去看望过俞大絪教授好几次。俞大絪教授至今留在我记忆里的模样是,头发梳得很整洁,在脑后扎个髻,满脸是笑。她身上穿着对襟的深色丝棉袄,绣着暗花纹,雍容华贵,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学生去见老师一样紧张,父亲通常要穿上西装,母亲则换好旗袍。我们小孩子,也都要换衣服,梳头洗脸,格外装扮。父母亲说:俞大絪教授是名门后代,又曾留学英国,生活态度非常严肃和精致。如果我们容貌衣着随随便便,是表现得对她不尊重。

父母总是带我们到北京大学的燕南园去看望俞大絪教授,燕南园是个清静秀丽的教授住宅区,都是一幢一幢的小洋房。我印象里,在俞大絪教授家不记得上过楼。那房子里不很明亮,暗暗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里面塞满了书。

记得每次去俞大絪教授家,父亲就会特别热切地察看他们书房里的大书柜,然后回家发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间书房,也能安放这样的大书柜,此生足矣。但是我们家总是房子太小,没有空间给他做书房,更没地方让他放大书柜,就是有地方,我们也买不起大书柜。父亲母亲本来都是俞大絪教授的优秀学生,都有足够的才智和能力,却没有赶上一个能让他们大展宏图的理想时代。

我们到俞大絪教授家,虽是学生拜望老师,俞大絪教授仍会像招待朋友一样,请父母两个喝茶,坐在客厅里谈天。我的印象里,俞大絪教授是个开朗快乐的人,比较喜欢讲话。或许因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别乐意跟他们谈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先生曾昭抡先生,却非常沉默。

我记得去看望俞大絪教授家好多次,却只见到过曾昭抡教授一两次。曾昭抡教授是曾国藩的嫡后,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学教授,1950年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51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我想,就是那几年里,我们去俞大絪教授家,见到过曾教授。

记得我们到了之后,曾昭抡教授在门厅里,跟父母打个招呼,握握手问问好,寒喧几句,然后俞大絪教授招呼我们一家进入客厅,他就不见了。母亲告诉我,曾教授一定是钻在书房里读书,或者写作。父亲后来也回忆说:除了见面打打招呼,他似乎不记得曾经与曾昭抡教授谈过什么话。当然他们只是俞大絪教授的学生,并不是曾昭抡教授的学生。

母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许阿姨,专业化学,则是曾教授的亲传弟子。许阿姨告诉我,1950年曾昭抡教授应周恩来总理召唤,从英国回大陆服务,途经香港,召开了一个西南联大校友集会,向他过去的学生们发表激情万丈的演讲,动员青年们回归大陆,为中共建政服务。许阿姨就是受到曾教授的鼓舞,当场报名,毅然带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曾昭抡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丢了高教部的官职,甚至连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职也丢了。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数次努力,想把曾昭抡教授调去,但校党委始终不答应。最后是武汉大学李达校长,把曾昭抡教授请去湖北任教。从此曾昭抡教授常年在武汉,我们再去俞教授家,就见不到他了。

我的母亲1957年也被划做右派,父母两人就不再敢多与友人来往,免得给别人惹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还曾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过几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亲说,俞大絪教授一个人孤孤单单,需要有人表示关心。父亲说:那两年俞大絪教授明显地变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后来中国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毫无间隙,而且日益残酷,正常人之间,壁垒越加森严,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按父亲的话:那些年,终日提心吊胆,忙于自保过关,甚至没有时间经常去看望别人,而且我们家的那种自危状况,还怎么再去安慰别人。但是父母亲在家里,还是会经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况如何,很担心北京大学的极左潮流,会伤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从北京大学发作起来。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难以自救,不敢也无法顾及他人。过了些时,我因为会拉小提琴,参加了北京一个中学文艺宣传队,到北京大学去集训几个月。有时骑自行车往返,有时就住在北大教室里。母亲悄悄嘱咐我,想办法打听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晓得在北京大学极左气氛中,不可能公开打听俞大絪教授下落。我曾经趁着月黑风高,偷偷跑去燕南园。可是没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且只是跟随,从来没有想到要记路,有一天会独自来探听她的安危。此外,燕南园也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标语大字报,门窗残缺,庭院荒芜,一派破落,成了废墟,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学者们居住的地方了。

后来我想方设法,找到英文系所在,从那里的标语大字报里,发现对俞大絪教授的辱骂,她已经“自绝于党”。记得我当时读到打了大红叉的标语,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之后我打听到,文革发作之后,俞大絪教授家先后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书籍文物都遭毁灭。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时,强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抽打得鲜血淋沥。俞大絪教授终于不堪侮辱,悲愤难抑,服药自尽,年仅六十岁。

记得我曾费了很多心思,琢磨如何将俞大絪教授的噩耗告诉母亲。现在回想,惶恐之间,我记不得最后是怎么告诉母亲的了。只记得她听说了以后,独自关在小屋里,痛哭了很久,以后连续几日,什么话也不说。父亲后来告诉我,俞大絪教授因为出众的聪明才智,加以学术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别要强,又特别的高傲。曾昭抡教授受辱,已经给她许多打击,她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后来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绝对无法继续忍受,士可杀,不可辱,那心情父母亲都能够想象得到。

曾昭抡教授早在1961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教学工作,甚至还在重病期间组织学生,完成《元素有机化学》丛书。但他的癌症扩散,随后文革开始,曾昭抡教授不仅得不到医护治疗,反被批斗被隔离,加以俞大絪教授的辞世,官方说法,曾昭抡教授支持不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于1967年12月8日,离开了他曾贡献毕生精力却难以赢得尊重的祖国,他才六十八岁。最近获得一些信息,说是曾昭抡教授也是在武汉自杀身亡的,实在是悲惨之至。

从此我在家里,再没有听父母亲提到过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忘不掉她,提起她会引起太多的伤感,所以避免再提起她来。直到1977年,文革过去,高考恢复,我和弟弟两人都报了北京大学,而且我们两个的考分,都高过北大录取线数二十余分,有几天我们自以为能够一起进北京大学读书了。那时候有一次,母亲突然之间,叹了口气,说:如果俞大絪教授还活着,你们一起去看看她,就好了。

于是我们都知道,俞大絪教授,还有曾昭抡教授,将会永远地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而且我还要把他们的恩情和遭遇,告诉我的儿女,让子孙一代一代地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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