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富裕口号的带动下，腾讯带头捐了1000亿人民币。官媒近日再把高收入人群指向年收入50万的家庭，引发议论。
中共中央近期高喊“共同富裕”，定调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并称年收入50万元（人民币，以下同）以上的家庭或超过当地平均收入3倍的人就算是高收入。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对大纪元剖析，若按此推动，恐导致资本外逃的结局。
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今年上半年获利900亿的腾讯公司表态捐出1000亿元；阿里巴巴也承诺向慈善事业投资1000亿元，还宣布在浙江设立200亿发展基金；浙江各级官员在省委书记袁家军带领下，捐出一日所得；江苏常州市、连云港市等多地也纷纷开展一日捐活动。
瞄准大老板 下一步是高级白领、金领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社旗下《中国经济周刊》日前发表题为“共同富裕新路径：多高收入会成为调节目标？”一文，触动中产阶级的忧虑，担心会被“均贫富”。
到底多少钱算高收入？该文引用2019年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说法，以中国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被认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亦即50万元以上为高收入家庭。
该文也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看法。他说，高收入是相对的，一般超过当地平均收入3倍以上的人，就算是高收入。
郑旭光分析，如果以两口之家50万计算，每人每年收入约20多万，基本上属于高级白领和金领阶级，这还是属于中产阶级范畴，而所谓的超级富豪或大富豪，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避税手段，不会体现在现金收入上，“如果按这个标准走的话，那肯定这把刀子，就会杀到高级白领和金领身上。”
谁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真正推手？
当年毛泽东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郑旭光说，计划经济并非社会主义，而是列宁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亦即把生产资料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也就是官员手里，也就是“官有制”，彻底实施的结果，除了极个别的特权阶层外，连公务员也跟赤贫差不多，“计划经济的结果就是共同贫穷。”
“共同富裕新路径”一文也引用邓小平1985年讲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它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文章还说，在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桎梏、激励40年增长的同时，不公与差距也开始出现。
郑旭光说，该文提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的概念，但是刻意不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推手，“中国到70年代末，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缺乏资本的国家，促成经济高速的原因，主要是外资收入。”
“投入中国的资本增加，工资就会上涨，在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把农村的劳动力，调动到城市，也改善了中国农村经济。”“所以，中国是因为融入了全球化，享受到外资投入的好处，才真正发展起来的，这是根本上的解决方案。”
共同富裕将促使资本大逃亡导致重新贫穷
但是到了最近，郑旭光说，“中共为了党国的统治，不愿意完全融入全球化进程，对全球市场、全球资本的依赖，让它感到不舒服。”习近平及其幕僚索性不谈先富后富，直接谈“共同富裕”、“三次分配”。
“一次分配”是市场分配，“二次分配”指国家税收，“三次分配”说是自愿捐款，“这些税收、捐款到了中共党国体制里，是否会落入穷人手里，是个大问号。”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在共同富裕号召下马上捐出一千亿，“他不自愿行吗？他不自愿，就马上给你穿小鞋、瞎折腾，搞出许多监管、整顿的名堂。”郑旭光认为，经济学家张五常批评的“未富先骄”（搞新劳动法、提高最低工资），简直是磨刀霍霍地针对企业家。
“这种做法等于是杀鸡取卵。”郑旭光解释，中共眼里只看到了企业家手中的资本，而没有看到这些人的创造，想方设法地割韭菜、拔羊毛，搞财富分配的结果，只会导致外资恐惧出逃、本国资本也拔腿跑。
“如果中国闭关锁国，资本大逃亡的结果，就会发生一个逆转的过程，一个重新贫穷的过程。”他说。
谢金河：有大钱从境外回流台湾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4日在脸书上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表态要调节过高收入，产业正出现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敏感资金悄悄在流动，从台湾股汇不同调，能观察到“有大钱从境外跑回来”。
谢金河6日再发文谈到，这一场“共同富裕”的运动，即将全速前进，没有捐钱的企业一家也逃不掉，接下来，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受冲击，可能是“最大的黑天鹅出没”。
郑旭光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比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表现得好一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港、台资本的挹注，“港台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管理技术。”
如今，不只台湾资本谈“共同富裕”心慌慌，连香港商人也恐遭到波及。亲共议员日前在香港立法会通过“消弭贫富差距”的无约束力议案，说是要解决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的“深层次矛盾”。
有评论认为，中共财政失败导致要向富人开刀，香港商人也难置身事外。资深时事评论员练乙铮告诉大纪元记者，大陆开始要搞“公私合营”，港资企业最终也会变成国有企业，这连靠拢中共的港商也会胆战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