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3日，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以中文发表演说《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提醒民主国家，中共“改革开放时期”，是从“毛泽东极权主义”转向目前领导层“新科技强化极权主义”的过渡阶段。（图/影片截图-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
自从拜登上任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过去大半年以来，各国各界都在观察、等待，想知道拜登当局最后会怎么做。拜登是年迈政客，他不会形成系统深刻的中共认知，他的观点除了受到美国政界、商界、学界“拥抱熊猫派”的影响之外，相当程度上与白宫国安团队的中共认知有关。最近，拜登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发表了一系列观点，笔者把他的观点与川普总统的国安团队的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其中的相似性和差别。
一、中共对美30年大战略
今年7月8日白宫国安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新书《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共削弱美国的大战略已实行了30多年，如今，美中两国并非处于和平竞争之中；相反，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只能有一方获胜的零和博弈。
杜如松在书中用大量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共文件为依据，揭示了美苏冷战结束以来中共领导人对美世界观的逐渐明晰化，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变成了习近平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但是，这种变化并非突然的大转变，而是由来已久的对美大战略在不同时期外部表象上的差异。
杜如松认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并不是永久性策略，韬光养晦其实是邓小平“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这24字战略方针的浓缩。过去30多年中，中共的邓、江、胡、习4届领导人一直在实行削弱美国实力、取代美国地位的中共大战略。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共认为，公开挑战美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在那一时期，中共在军事上从过去强调用导弹和潜艇来削弱美国力量，转变到通过海上控制和两栖能力建立中共操控的地区秩序，特别是强调航空母舰、作战能力更强的水面舰艇、两栖部队、海外设施等，试图改变东亚地区乃至周边海域的现有国际秩序。
杜如松指出，川普总统当选后，习近平提出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个口号，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增大其削弱美国和强化自身的力度，从而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但是，这个口号的提出，主要不是习近平的性格或个人野心的产物，而是中共多年来对美大战略的延续，只不过随着中共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判断而把对美挑战公开化而已，在习近平之前，中共的相关意图和准备早就在筹划中了。
二、美中进入零和较量
杜如松指出，美中竞争的实质主要是谁来主导亚洲和全球的秩序，他认为“在许多地方，但不是全部，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他基本上排除了单边妥协、讨价还价容纳或安抚中国的战略，也排除了通过和平演变或政权更替改变中国的战略。杜如松认为：“剩余选项就是竞争战略。”
杜如松认为，美国对中共战略的重点应当是削弱中共的实力，建立美国实力和秩序的基础。在军事方面，海湾战争以后，中国寻求以发展不对称武器挑战美国昂贵的武器项目，美国已越来越多地借鉴中国的做法，寻求同样的不对称努力，从而使中国的行动自由变得复杂化。“美国具备发展这些能力的技术熟练程度，而且已经就这种方法的粗略轮廓达成共识：远程精确打击、无人驾驶航母攻击机、无人水下航行器、具有大型导弹有效载荷的潜艇、高速打击武器和地雷等将是关键优先事项。”“这些能力不会受到中国（共）自身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影响，而且会使中国（共）在台湾海峡或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两栖作战复杂化，其成本会低于中国装备的昂贵资产。”
杜如松还批评了基辛格看衰美国的说法，杜如松指出，“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基辛格公开写过美国衰退的文章，并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谈到这一点。长期以来，他对美国的地位相对于苏联的悲观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杜如松认为，“今天基辛格论点的翻版可能认为，中国主导全球制造业，高科技领域日益与美国相媲美，从购买力看拥有比美国更大的经济，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比多数国家更好地处理了百年仅见的大流行，成为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国。”
杜如松说，悲观主义者往往忽视美国对中国的优势，“人口年轻、财政优势、资源丰富、边界和平、联盟牢固、经济创新。此外，在中国崛起的40年里，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这不是偶然的。”
三、中共的对美大战略：盘剥美国的实力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最近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的9月/10月号发表文章，文章的标题是，“Beijing's American Hustle，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北京的美国喧嚣：中国的大战略如何盘剥美国的实力》。
博明表示，“北京对华盛顿的敌意，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就开始了，甚至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就开始了。自1949年掌权以来，执政的中共一直将美国视为敌对势力。30年前冷战结束时，中共领导人就把美国从众多对立面中的一个，提升为中共的主要外部对手，并开始悄悄地修改中国的大战略，寻求地区和全球的主导地位。”
博明认为，“西方国家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国精心设计的、长达数十年的敌对战略，这与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傲慢有很大关系。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共将发现几乎不可能抵制柏林墙倒塌后掀起的自由化浪潮。根据这一思路，通过帮助中国致富，美国将放松该党对其经济、人民和政治的控制，为逐步与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接轨创造条件……这可以说是一个误判，部分原因是，中共为实施其大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在掩饰其挑战和颠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意图。北京与西方技术合作，美国人认为这些技术将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但它却利用这些技术来监视和控制中国人民，并将中国境外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作为目标。该党现在系统地培养西方公司和投资者，而这些公司和投资者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政策言听计从，甚至以符合中共目标的方式游说其本国首都。”
博明表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没有考虑到美国社会和企业正在被武器化以服务于中共的长期议程，这可能被归结为天真或波利安娜式的乐观主义。这样的借口已经不再可信了。然而，北京仍在上演这出戏，将美国的资金和机构用于自己的目的，这使得华盛顿更需要采取真正的行动。”
他讲的波利安娜式的乐观主义，又称为波丽安娜效应（Pollyanna principle）。这个概念来自美国小说家Eleanor Porter的小说《少女波丽安娜》（Pollyanna），小说主人公波丽安娜是个充满乐观思想的女孩，总以乐观思想感染身边的人。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潜意识层面，人脑会倾向于关注乐观向上的信息，波丽安娜效应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比喻。
四、北京的对美政治战和谍报战
博明认为，中共“咄咄逼人的举动代表了几十年来战略的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对中国提出的“韬光养晦”国际战略并非永久性方略，而是中共开始挑战美国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博明指出，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有个主要的设计师，就是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坎南（George Kennan），他早在二战结束的第二年1946年就预见到苏美冷战的爆发，并通过一份很长的电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警告。他的这份警告后来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被称为著名的“长电报”。坎南回到美国国务院之后，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专家。他1948年指出，苏联当时对美国实行的是“政治战”，就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国家目标，在战争之外使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
博明写道，“如果肯南今天还活着，他会惊叹北京在克里姆林宫的游戏手册上的改进。”博明提到，“肯南认为，经济国策是政治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将经济武器纳入其大战略并不令人惊讶。北京的经济目标是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而不是依赖国外销售市场；中共要减少中国对高科技进口的依赖，同时使世界上的供应链越来越依赖中国，并利用经济杠杆来推动中共在全球的政治目标。”
博明还谈到了中共的对美颠覆活动，他认为，北京的大战略也依赖隐蔽和无形的活动，就是旨在颠覆中国对手（这里指的是美国及其盟国）的信息战和舆论影响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统战”，“仅仅中共的统战部就有3倍于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的干部”。统战工作会收集公民个人和政府官员的情报，并努力影响他们，“重点是外国精英和他们经营的组织，收集档案一直是列宁主义政权的一个特点，但北京对全球数字网络的渗透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共收集了全世界数百万外国公民的档案，利用它收集的材料来影响和恐吓、奖励和敲诈、奉承和羞辱、分裂和征服。统战工作是腐蚀和破坏外国政治制度的工具，”“削弱和分裂我们，使我们的媒体的批评声音受到侵蚀，并将我们的精英变成中共的客户，他们的嘴里塞满了现金”。“中共的统战武器库中比较新的是对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的利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在他们的美国平台上充斥着公开和隐蔽的宣传，并通过代理和机器人放大，这些宣传不仅越来越注重宣传北京政策的粉饰性叙述，而且还注重加剧美国和其他目标国家的社会紧张局势。”
五、杜如松和博明的异同
杜如松和博明分属两任白宫国安团队，而拜登对川普总统持高度敌意。但是，谈到中共对美的大战略，他们两人显示出六个共同点：一，两人都关注到中共的对美大战略，而不是拘泥于双边关系中的小事；二，两人对中共大战略的分析都倒推30年，直到老布什时代；三，因此两人都看穿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是为了掩盖对美大战略的实质；四，两人都聚焦中共对美国的威胁；五，两人都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对抗阶段；六，两人都是文官，因此都没谈到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
博明的文章反映出对美中关系有更坦率、更深刻的反思。博明认为，从美苏冷战结束的时候开始，以后的30年里，美国对中共的认知一直存在严重偏差。不仅仅是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也同样如此。博明指出，美国两党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共战略中最具威胁性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共利用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对中共战略企图的错误认知，把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盲目信任作为武器，来为中共的国际野心服务。博明强调，重要的美国机构，特别是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坚持几十年来的“接触”政策，造成了自我毁灭的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华盛顿把经济合作和贸易置于一切之上。
博明判断，在中美之间，中共已经确定要对美国实行苏美冷战时期苏联的对美政治对抗；也就是说，中共在政治层面不再考虑双边合作，相反以对抗为基本战略和外交手段。
杜如松的观点不如博明的观点那么直截了当、毫无含糊，但他与博明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今后中美关系基本上是一种“零和格局”。所谓的“零和格局”，是指一方如果得益，另一方必然损失，因此双方无法真正地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就杜如松的书采访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保罗·海尔（Paul Heer），海尔指出，杜如松这本书所反映的对中国方略暗示了一种几乎是敌对的、完全竞争的战略。
博明的看法厘清了美国政策圈川普团队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但他所属的团队已脱离决策圈；而杜如松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关于美国如何应对中共大战略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拜登的中国政策团队除了杜如松之外，其他人都没发表比较系统的对中共战略的说法。杜如松的观点表明，白宫国安团队对中共战略意图的判断开始清晰化，这个变化应该对今后美国的对中共战略和政策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当然，杜如松的看法必然受到拜登已经确定的中美“竞争性关系”这个框架的束缚。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经济方面既对抗又竞争的关系，其中合作的空间在缩小；在军事层面，双方的扩军备战也是一种对抗式军力竞争，但并无扩军备战方面的合作可能；至于在政治对抗和谍报对抗层面，双方是敌对关系，谈不上合作。中美关系下一步将如何演变，还需要不断观察双方的互动及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