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斯特拉斯菲尔德购物村巡逻，摄于2021年8月12日
随着澳大利亚 COVID-19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关于严厉封锁的有效性的观点开始在全国出现分歧。
“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最近宣称。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忍受了世界上最长的封锁的痛苦，他们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
然而，几个星期前，美国、法国和英国等病例数和死亡率较高以及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的公民已经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限制已经放宽。他们也意识到，政府的重手把一向藐视权威、自由不羁的澳大利亚人牢牢地压住，锁在家里。
从2020年瘟疫大流行开始，澳大利亚人普遍接受政府施加的限制。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也保证，这些限制旨在保护人们的“安全”，“控制疫情蔓延”，并确保医院能够应对病例激增。
虽然警察被授予了额外的权力，包括有权对轻罪处以巨额现场罚款，但是很少有人提出抗议。
在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Bondi Beach），一名警官在维持公共卫生秩序行动中与一名游人交谈。2021年8月15日摄
当然，必须承认，与其它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在大流行第一年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都很低。
然而，进入2021年春天以后，80%的疫苗接种目标开始看起来可以实现，“COVID清零”政策的局限性更加明显。
不仅仅是Delta变种的传播已经证明无法遏制：社会正在意识到长期隔离孤立所造成的巨大负担以及社会和精神痛苦。
因此，毫不奇怪，最近的YouGov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人现在认为接种疫苗，而不是封锁，为这一流行病提供了出路。
为什么澳大利亚人，尤其是政治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对自由限制、以及封锁的不可持续性表示担忧？
两个主要因素有助于解释这种迟到的担忧。
第一个是务实的：2021年，封锁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第二个是历史性的：澳大利亚对权利的看法与法国和美国等国大相径庭。
第一个因素有三个原因。首先，随着Delta变种在冬季横扫大部分地区，“断路”封锁（“circuit-breaking”lockdowns）不断延长，数百万澳大利亚人被关在家中的天数激增。
其次，企业倒闭和失业造成对家庭的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今年的财政援助远不如去年的就业援助慷慨。
第三，我们现在看到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急剧下降，自残和自杀案件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维多利亚州。
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将眼光置于最近的事件之外，回顾一下澳大利亚的历史。
在大流行期间生动地体现的一个民族特征是澳大利亚的专制文化。
“澳大利亚人既是罪犯的后裔，也是狱卒的后裔。”以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评论员海伦‧戴尔（Helen Dale）说。
但是，澳大利亚人遵守权力的传统的根源不止于这一点，它可以追溯到我们对权利的看法。
在法国和美国等国家，权利被认为具有完全独立于国家的自然或甚至神圣的起源。
游行示威者在全国抗议某些工人必须接种COVID-19疫苗和疫苗护照
对法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权利是第一位的，在国家之前。然而，相比之下，在澳大利亚，权利被认为是国家的创造，同时依赖于国家。
澳大利亚议会可以赋予宗教自由权等权利，但也可以剥夺甚至取消。
“澳大利亚赞成民主和多数，而不是自由和权利。”戴尔说。
例如，澳大利亚政府要求那些已接种疫苗的人随时携带一种形式的“疫苗护照”，以证明他们已被接种。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将造成“疫苗种族隔离”，即任意地在选择接种疫苗的人和选择不接种疫苗的人之间造成分别。
但是接种疫苗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那些选择注射疫苗的人想要证明他们受到保护。因此，疫苗护照被视为政府赋予的自由权。
相比之下，在法国，马克龙总统试图强制实施疫苗护照，即“通行证消毒”，则引起了那些拒绝国家侵犯个人自由的人的愤怒抗议。
在美国，除了抗议疫苗护照外，“反病毒者”还加入了因强制戴口罩和就地避难而愤怒的持枪抗议者的行列。他们相信COVID-19以及疫苗是政府策划的阴谋。
法国人和美国人绝不认为权利是国家授予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政府或国家对权利施加了最大的威胁。
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无意识。”
法国、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是在革命的熔炉中形成的，而在澳大利亚不是。这有助于解释这个国家鲜明独特的社会无意识。
澳大利亚的压制性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抗疫。直到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遇到太多麻烦。但澳大利亚的社会无意识终于开始惊醒。
2021年8月21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抗议者举着横幅游行
Delta变种看起来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它引发了对政府独裁行为的迟来的反应。这表明即使在澳大利亚，个人对自由的渴望也是无法抑制的。
作者简介：
彼得‧库尔蒂（Peter Kurti）牧师是澳大利亚悉尼独立研究中心文化、繁荣和民间社会项目（the Culture, Prosperity& Civil Society program at 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主任。他还是澳大利亚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法学副教授，并就宗教、自由和民间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
原文“Why Australians Have Been so Compliant With COVID-19 Restrictions”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