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危机，近两万亿债务，若中国不出手救，社会容易动乱，则无以像“抗疫效率”一样，显示中央集权与资本市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008年因雷曼兄弟债案爆发的金融海啸，令美国陷入衰退。美国政府也发钞填补，量化宽松，造成全球经济泡沫泛滥。“恒大案”基本上是十三年前美国雷曼事件的翻版，若造成中国金融崩溃和经济萧条，无法向世界垂范“北京模式”的优越。行政干预、发钞填救，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抉择。
当然，其后人民币如何泛滥，其债券近水楼台，会不会指令特区政府用储备来购买，支持祖国；甚至金管局前局长也建议港币与人民币挂钩，几时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
“恒大案”与美国的雷曼案相同之处，在于银行不断滥借，缺乏可靠的抵押，形成三角债和连环债。大陆则因“农村城镇化”成为国策，加上廉价工厂，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生活，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变成城市市民，与土地完全脱钩。
四十年来中国农村人口主要的流动方向，为中国工业与外资生产线注入充足的劳动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农村城市化的历史。
但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推手是以房地产。随着城市常住居民普遍已有住房，城市房地产市场渐趋饱和，亟需农村人口入城参与，以便让击鼓传花的游戏继续下去。
但城市化也不能无止境的膨胀。过度城市化有弊端：交通拥塞、耕地减少、房价暴涨。房地产成为经济主要商品，卖地收入渐成地方财政主要收入，与大陆各地官员追求GDP增长博取昇官的欲望相结合。
中国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相关投资占近一半，全国房地产市值约321万亿元，是当年GDP的3.6倍。“恒大”和“阿里”统治了中国民生的半壁江山。市场分析家看好，韭民争相追捧，很快变成“大到不能倒”的怪物。
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缺位、银行放贷失控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政府经常基于发展经济目的刺激房地产。1985年后日本政府主动降息以刺激内需，1992年海南设立特区后鼓励开发，2001年小布什政府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缺乏监管多货币流入房地产。因房地产的高杠杆，银行放贷失控火上浇油，楼价上涨，抵押物升值，又进一步助推银行加大放贷，甚至主动说服客户抵押贷、零首付、放杠杆，在历次房地产泡沫中银行业一齐深陷。
一旦蚂蚁金服和恒大等民企起家的财团“怪兽化”，国家机器无法控制，尤其涉及幕后不同的权力派系加持参与，经济问题必然政治化。有如大陆“平均分配财富”的呼声，香港有政治擦鞋仔迅速和应，大陆的房地产泡沫霸权，也势必令香港的“地产霸权”进入“斗争视野”。
香港在肃清所有反对势力、进入“后泛民时代”或“后一国两制”的“斗争时代”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了一层阻隔，各自称爱国爱港、又以告密和斗争擅长的政治板块，必争相抢夺利益空间而上位，加入此一大循环。香港的商界财团难免成为斗争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