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推出对华贸易新政策，但当断不断，必然酿出后患。图为中国大陆来的集装箱抵达美国港口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女士10月4日发表讲话，首次公开阐明了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对这个拖延了九个月的政策宣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戴琪的讲话比预期的要强硬，拜登政府不打算取消关税，也不准备与中国进行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但是呢，“比预期的要强硬”，是因为人们此前普遍的预期，是拜登政府的立场会非常的软弱。所以，在不那么软弱的情况下，也会给人们以更“强硬”的浮浅印象。但是，对中共的这一新政策真的很强硬吗？还是体现了拜登政府望梅止渴、缘木求鱼的心态？而对日益嚣张、咄咄逼人的中共政权在弥留之际的姑息，当断不断，必然会对美国和世界酿成追悔莫及的后患。
戴琪在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演讲所表达的拜登政府的立场和做法，是跟中共商谈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对美国国内增加额外的关税排除（豁免）；可能对中共使用所有的工具，并开发新的工具；以及与西方盟国合作，共同对付中共。戴琪提到中共的贸易措施对美国的伤害，特别提到对美国的农业也有伤害，因为美国农产品的市场份额在减少，这倒是一个新的披露，非常的令人震惊。
关于戴琪在CSIS的演讲，拜登不取消川普时期的关税，但不排除可能增加额外的关税排除（豁免），同时也表示并不排除施加新的关税，这是否矛盾？新唐人主持人林岚女士曾经这样问到。这其实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并举。因为美国国内特定行业、公司的具体情况、业界特征不同，他们申请的新的关税豁免可能会批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供应链的变化，和美国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新的关税目标也可能出现。
戴琪提到的、“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是要确保关税不会伤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哪些产品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关税豁免，要看这些行业的游说力量。对取消或维持关税，美国业界、零售业、电子产业等，和纺织业的观点，就大相径庭。对美国来说，那些产业链转移没有完成、仍然依赖中国产品的行业，和许多已经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他们会游说减轻或取消关税。但考察一下美国政府公布的延期豁免项目的清单，其中的549项产品种类，很有趣也非常的具体。
比方说，清单里有什么手动驱动、带有压花纸模具的滚筒机，放射治疗系统，空调或供暖系统涉及的恒温器，各种净水器、水过滤装置，建筑工地用的硫化橡胶履带，自动数据处理存储单元，交流和直流的电动机，温度计，胶带纸，电子机电产品，体育用品，甚至墙纸、书籍、健身器材、缝纫机等等，都赫然列在其中。显然，许多这些产品是美国早就停止制造、也永远不会再制造的东西。
至于戴琪女士、这位来自台湾的华裔官员的立场，笔者倒是认为，虽然身在拜登阵营，她实际上是川普对华贸易政策相当程度的拥护者。戴琪CSIS演讲的后半部分，她坐下来与威廉·艾伦·赖因施（William Alan Reinsch）坐下来对谈。赖因施是美国Kelley, Drye& Warren LLP律师事务所的一位资深律师，也是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国际商务Scholl Chair的讲座研究员(类似于讲座教授)。
赖因施具有民主党的背景，经历相当丰富。他曾经长达15年作为美国全国外贸理事会（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的主席，比较倾向于开放市场，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反对单边制裁等等。他曾经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中经济及安全委员会（USCC）的成员，还在马里兰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作为客座助理教授，教国际化、贸易政策、和国际政策的课程。在克林顿时期，他曾经是美国商务部的副部长，也有丰富的国会参议员立法助理的经验。
主持戴琪演讲的赖因施坐下来之后问戴琪，是不是川普对华贸易失败的政策，才导致拜登政府目前的立场，云云。戴琪回答说，她不认为前行政当局（川普政府）的努力失败了，只是当时的政策尚未达到美国预期的目标。
在笔者看来，确实是这样。如果川普的对华贸易政策得以在第二任期继续，中共对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实施和完成的程度，应该不会只达到目前只剩下两个月之内、仅仅62%的程度。川普内阁对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执行，非常的认真，也盯的非常的紧，让中共政府没有丝毫可乘之机。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是，赖因施问了戴琪一个来自网络上的观众的提问。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对美元和人民币汇率、中共操控汇率，对此戴琪是什么样的想法。赖因施几乎同时预计说，戴琪会把这个问题推出去。果然，赖因施的猜测没有错，戴琪表示这个问题要去问美国财政部，他们才会关心涉及汇率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只管贸易问题！
这是一个错误的路线，有点像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是辨证施治、综合人体的经脉和气血去考虑，可能头痛医脚、脚痛医头，非常高明的解决问题。美国的货物贸易，和美元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是唇齿相依、不可分割的一体。中共在享受高额顺差的同时，必须强制控制人民币的汇率，同时抑制进口，才能使得这样不合乎经济规律的状况得以持续。而美国政府内部的两个部门，财政部（Treasury）和贸易代表处（USTR），如果互相推诿、各自为政，显然就很难协调联邦政府更高的、整体的立场。如果有一个类似川普、亲力而为、洞察虚实的总统，这个问题可能不会那么大。如果是类似拜登、基本上撒手不管、糊里糊涂的主管，美国方面在应对美中贸易战中，就会屈居劣势、难以施展。也许，美国现任政府需要一个凌驾于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处的机构，才能更有效的应对中共的挑战。
中共方面，他们不会把汇率问题、贸易问题、顺差或者逆差问题，甚至强制技术转让问题，踢给不同的部委或者中央银行去解决，中共可以从中央政府综合的高度，去一揽子的处理这个话题。
戴琪在问答环节提到，不打算进行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众所周知，过去川普政府准备在第二阶段协议期间，要求中共对一些深层结构性问题进行改变。林岚女士问到，如果没有一个全局式的谈判，美国是否有足够的杠杆来遏制中共非市场化贸易做法？川普时代预定的贸易战的烈度、目标和范围会有所改变吗？对这两个很好的问题的回答是，美国政府的确有这样的杠杆和工具，甚至有杀手锏式的、雷霆万钧式的工具，可以在经济上致中共于死地。但目前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工具会不会被使用，美国行政当局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毅力，去加以实施！
戴琪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双重策略、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与中共对话、商议解决问题；另一个是诉诸法律、进行301调查、WTO起诉。但她同时表示，不要惹恼了中共（inflame trade relations），不要让贸易冲突升级。这一观点与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几乎同出一辙，都是一种对中共小心翼翼、生怕打翻醋坛子的拘谨。这种事先对敌手、或竞争对手亮底牌、抢先透露自己软肋的做法，极大的局限、限制了美国政府的选项。这可以说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中共政策上，一个极大的败笔！
美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能让川普时代对中共的清晰认识、明确的立场和果决的勇气，能够让软弱的现政府继承下来。这恐怕很难，但如果真的要战胜中共，这也是必须的。民主制度、政权更迭时的策略断层，的确是西方这个治国方法很致命的欠缺。尤其是，当执政的政客、既得利益者、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有道德上的缺陷，舞弊和营私盛行的时候，民主政治的这一缺陷，对对付最为邪恶的共产党政权之际，未免力有不逮。也许，这也是末法末劫时期，我们这一茬人类的宿命？
总而言之，拜登政府对中共的贸易新政策，可以说是在望梅止渴、缘木求鱼，并处处束缚自家的手脚。对邪恶政权心存幻想、当断不断的后果，必然酿出日后无穷的大患。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