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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东京大审判的功臣 在中共监狱活得惨

—中国的功臣 中共的囚徒

作者:

——全程参加东京大审判的高文彬被中共迫害2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两场对战争罪犯的大审判:一是东京大审判;二是纽伦堡大审判。

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全程参与了东京大审判,为申张正义,惩治战犯,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然而,中共当政后,高文彬却被强加罪名送上审判台,被持续迫害27年。

高文彬幸遇良机

高文彬,1922年生,上海人,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同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成立,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因东京大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日语,急需懂英美法、英语或日语好的人才。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中国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把他的得意门生、学业优秀、英语极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濬。经过面试与体检,高文彬被录用。

1946年5月15日,23岁的高文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开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东京大审判

1946年1月19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由美、苏、英、中等11国参加。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924天,共开庭审判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

因案情庞大、复杂,证人、证据众多,东京大审判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浩瀚的一场大审判。

800多本庭审记录

据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17人,参加庭审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有100多人,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

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且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高文彬先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担任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对日本甲级战犯在华犯罪进行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

1948年8月,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另一套送给他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

将杀人狂送上审判台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一张照片,拍摄的是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军刀插地的少尉军官洋洋得意,题目是《百人斩超记录》。图片上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毅,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比赛”,最终以向井砍死106人“获胜”。而杀死105人的田野毅失败的原因竟然是,他的刀刃卷了。

高文彬将这份报纸复制3份,一份留在检察局办公室,两份通过中国首席检察官顾问倪征燠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当时,两人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到日本。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搜寻,终于在日本崎玉县找到两人。此时,杀人狂魔已变成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小贩。

两人被押解到南京受审时,与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样,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是,证据确凿,不容狡辩。两人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的任务:

比如,将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提早到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1928年6月4日;设法进入被盟军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等。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判决书长达1212页,整整宣读了7天。28名战犯全部被认定有罪;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高文彬被中共逮捕

1949年中共占领上海后,高文彬成了“国民党的遗留人员”,在集中“学习改造”后,被分配到上海军管委外事处第四科工作。

他以前有一个老师叫艾国藩,是东吴大学兼职教授、国际法专家。艾国藩的本职工作是瑞士驻上海领事馆法律顾问,办公室设在原来的法租界外滩一号。高文彬跟艾教授关系不错,常向他请教。

上海外事处第四科负责与“敌产”有关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法租界公董局62处公产大案,由高文彬负责。高对法租界不了解,常去找艾教授了解有关情况。1952年,中共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时,艾国藩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抓起来了。

有人揭发高文彬一直为艾国藩服务,给他定了一个“为国民党特务盗窃外交部机密情报”的罪名,把他也抓起来了。

高文彬被判刑10年

中共指控高文彬拿了艾教授的钱,实际上,他1分钱也没拿。高文彬一介书生,生性胆怯,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就怕了,今天承认收了20万,明天又说30万。办案人员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证据,但是,中共说他“不老实”,没有经济关系,也有政治关系。最后,艾国藩被判刑7年,高文彬被判刑10年。

艾国藩也是一介书生,笃信法律,不懂中共整人的伎俩,以为中共的法院总有讲理的地方,于是,上诉到上级法院。艾认为,如果自己做了,死刑也认;自己没做,判一个月都不行。那知道,共产党是根本不讲法律的。上诉就是认罪态度恶劣,这怎么能行?结果,艾国藩被改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监狱。

1952年,高文彬被判刑。1953年,他的妻子就跟他离婚了,法院把大女儿判给他,由他母亲抚养。从此,当年东京大审判的功臣沦为中共暴政下的囚徒,妻离子散。

高文彬刑满不释放

高文彬在上海被关押一年多,分别关在第三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提蓝桥监狱。1953年被押解到苏北盐城东台上海农场川东分场劳改,在那里呆了一年左右,又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农场,到70年代初,被转到江西中部的永桥农场。

在劳改农场,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晚上,零下2度到零下3度,他还被要求上身赤膊着挑土,满身是汗,垫肩贴着肉,下面穿着短的衬裤,赤脚穿球鞋。鄱阳湖边没有屏障,北风直直的吹来,非常寒冷。因为上级规定要赶在4月汛期到来前挑一万亩地,如果来不及,水一淹,等于白挑。所以,建设工地高度紧张,80到100斤一担,他每天要挑几十担,甚至上百担,皮被磨破了,垫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

按照刑期,他本应在1962年刑满释放,但中共的法律就是儿戏,刑满不释放,而是变了一个说法,叫“留场就业”。他被“留”在永桥农场,当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师。

高文彬终于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中共当局抓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迫害的人,纷纷想办法,找门路,解决自己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规定,65岁以上退休了的人可以回上海。那时,高文彬还没满65岁,就不断的写信给中央、给外交部、给邓小平申诉,这些信最后都被退回到上海市政府安置办公室。他又到安置办去找。

他说,有的人是老牌特务,有血债的,他们过65岁了,都能回上海。我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还曾是中共外事部门的干部,反而不能回来,这不合理。经过反复上访,历经千辛万苦的高文彬,终于在1979年回到阔别几十年的上海。

1980年代初,他的冤案获得平反。

结语

1949年中共当政后,在东西方冷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中共认为是敌对的国家。

中华民国时代以教授英美法为主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师生,几乎都受到中共的迫害。法学院院长盛振为被判刑十年;继任法学院院长杨兆龙被判无期徒刑。高文彬是众多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子中饱受不幸的一位。

至今,中共当政72年,仍然是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冤假错案遍中华。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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