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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禁了游戏,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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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新规出台后的第一个长假已过去,效果如何?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确有家长说到孩子玩游戏少了,多了一些其它活动。然而,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孩子不玩游戏后,转而沉迷于看游戏直播和短视频了。

事实上,很多孩子在从玩游戏改成看游戏视频后,发现了新天地,天天琢磨战术战法,渐渐地已经不想玩游戏了。这意外地促成了新领域的兴起,也因此,据说steam和PSN已经被盯上了。

消息一出,网上一片嘲讽:

“敢情是为了拯救直播行业。”

“下一步就是进直播间抓人呗。”

“太真实了,我自己小时候深有体会,家长不让玩,就会去亲戚家看别人玩 or邀请朋友来家里打游戏,我在旁边看……虽然不算我玩,但其实没什么区别……”

“本来可以是乔峰,个个成了王语嫣。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是为了让他们仔细钻研游戏技术从而改善成年人游戏体验。”

“当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后,家长:孩子发呆的时间变多了。”

“先把这些家长严查一下,看看符合家长要求么?”

说起来,这也不算意外。在此之前,我就曾不止一次说过,“游戏瘾”只是病症,但不是病根,真正的问题根源在于当下亲子关系的危机。如果不能增进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陪伴,那么禁了游戏,并不能让孩子就此回心转意,安心学习,立刻变身为父母期望的“好孩子”。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毕竟我们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感受不到乐趣,心思不在上面,那爸妈禁了这个还有那个,哪怕什么都做不了,也能坐在那里发呆。一味禁止,只能得到消极反抗的结果。就像有人说的,“不让躺床就躺沙发,不让躺沙发就躺地板,反正不起来,大不了打死我,那就真不用起来啦。”

大学里曾听一位同学说起他高考前的黑暗时光:那时父母几乎禁绝了他一切娱乐活动,连同学打来的电话都限制不能闲谈超过三分钟。他感觉简直要原地爆炸,那会又没有电脑和手机,他只能在父母外出时偷偷看会电视稍稍放松下神经。

父母其实也怀疑他会偷看,因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摸下电视机后壳——显像管电视看久了会发热。于是,他又想出了新招:家里两台电视轮流看,每次只看三分钟,机壳还没发热就换一台接着看。说到这里他摇头笑:“到最后,脑筋全用在如何跟爸妈猫捉老鼠上,整天神经绷紧,本来我说不定还能上更好点的大学。”

不同时代的人所沉迷的事物容或不同,但像这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恐怕每一代人都早晚会经历。有人回忆,上小学时,家里不给买游戏机,他和小伙伴就跑到商场游戏机专柜,看商场服务员玩,一看就是一天。

因而现在也有人说,大不了家长把网络游戏、视频、直播全禁了,那就回头玩以前那些呗:“不看直播有小说,不看小说有电视剧,不看电视剧有游戏机厅,不去游戏机厅有台球厅,总有玩的东西。”

当一个人正常的需求遭到禁止时,人们要么演化出复杂多样的替代品来变相满足需求,要么消极抵抗,更糟的是,遭禁的事物还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反倒真的变成更难应对。

在历史上,最具典型的还不是游戏,而是性。无论中外,文明社会或多或少都有一套礼法规则,将之视为难以启齿乃至洪水猛兽,但越是不让说,就越让人好奇。基于同样的理由,所以也有人说:“小时候没有机会玩游戏的人,长大之后接触才会更无法自拔。”

漫画:左边的人在修补“公共政策”这一房屋时说:“我需要一块这么大的石头。”但右边的人移动那块小石头时,却眼见将造成山崩。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事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没办法简单地“一禁了之”,那往往会带来一种意料之外的“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简单地说,“解决了老问题,却带来了(有时是更棘手的)新问题”。

本来,过度沉迷的状态就已表明一种内在的空虚,意味着缺乏良好生活,应该建立的关系没能建立起来。此时,打游戏不过是一种排遣烦闷的方式,而简单粗暴把这减压阀堵上的做法,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反倒是把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今年暑假,除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新规之外,更重磅的是“双减”,这被许多人欢呼为对家长和孩子的减负,但一如既往地,政策的出发点再好,落实下来也可能走样。

我已听很多家长抱怨,“双减”之后,自己反而要搭进去更多精力辅导孩子功课,因为没办法再推给学校和教培机构了。这也罢了,陕西渭南市高新三小有家长反映:延时的晚托时间变成了老师给孩子讲解课本后的题,一些课堂作业是最后一节课才抄写在黑板上,孩子回家依然要做作业。课后服务时间成了老师讲课带私货的时间,经常被占用,又不敢不上。其结果,有些孩子减负之前倒是能乖乖回家,5点就写完作业,现在反倒天天做到晚上9点。

仅仅谴责这些应对之举“把经念歪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任何一项举措要想成功地落实,势必都都尊重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的主体性——人毕竟是活的,是千姿百态的,没办法一声令下就完事了。

这是所有人类的共性,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昨天还读到一篇《伊朗传统婚姻正在崩溃》,讲到随着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权利意识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高知女性开始抛弃男性,倒是不举办传统婚宴、未婚情侣直接同居的“白色婚姻”日渐流行。

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上有政策”,这些年轻人才设法“下有对策”。《21世纪的伊朗》一书里有篇论文在谈到伊朗新一代女性的婚姻观时说,后革命时代的伊朗试图剥夺妇女的权利,并使性别不平等形成惯例,“但是,颇为自相矛盾的是,这恰恰激发了女性人口的新式策略,她们更加反对以神圣的理由实行传统主义价值观和性别隔离政策。”

我知道,许多国人仍把伊朗看作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但事实是,再“保守”的地方,人们也不可能就只是被动而顺从地接受指令。毕竟,上面再怎么跟你说“这都是为你好”,也没办法替代你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这一意义上说,看似让人头痛的“变形”,正表明“人”还没完全丧失主体性,这倒是好事。

反过来说,如果真想解决问题,那就更应该深入去倾听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从他们的角度出发顺其自然地疏导,而不是一堵了之。当然,政策本身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到每个家庭应当如何操作,因而大框架势必需要一系列综合性配套办法,才能有所成效。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无视人性的做法很难成功,又或者说,它如果成功了,那才是悲剧。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维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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