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赤潮呼啸全球，重大致因之一：借倚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因此，辨识真伪理想，提高人类对各种学说的辨别能力，百年赤难须应收回的“利息”。识穿共产主义荒谬性、廓清红色迷雾，不仅有助中国送客马列，也有助亚非拉防堵赤潮（以免他们再缴“学费”）。近年，中共借助人民币之力正向非洲输出变异赤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追求理想乃人类天性（青年尤甚），此为马列赤说之所以肆虐一个世纪重大致因。也可以说，马列邪说觑着重大人性弱点。那么，如何鉴别各种理想型学说？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实践既需要时间更得支付现实代价，如人类用了一个世纪、至少一亿死难者，才证伪马列主义，代价实在太大了。因此，检验学说的关口必须前移。但辨识是非义理并非易事。宋儒吕祖谦（1137～1181）：“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东莱博议》）
赤说新艳
托庇彼岸朦胧的“时间差”，马克思主义以新艳而勃兴。“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诱召大批壮怀激烈的五四青年。北洋大学工科生陈立夫（1900～2001）一度也向往赤说：
我倒很向往于共产主义所说的一套，共产主义一向很容易煽惑青年人，所以同学之间，经常在传阅着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些同学还赞成了共产主义……[①]
1929年，湖北省税务局长吴国桢（1903～1984）：
有一度我竟认为不管共产党有什么毛病，看来他们总愿意更多地为国家的福祉而奉献，因此我打算暂时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到苏联去实地研究共产主义的运作。只是由于意外的天命，我在最后一分钟未能成行。[②]（按：赴俄船只被军方临时征用）
国府军统要角谷正文（1910～2007），“九•一八”后曾入赤营：
英国文豪萧伯纳说，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若不曾对共产主义产生热情，必然只是一个才情平庸之辈。我不敢自夸具备何等才情，不过我年轻时代，确然曾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狂热振奋，我也不便批评我们的总统李登辉先生才情多寡，只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且被我跟我的调查局同僚以共谍罪名逮捕下狱。[③]
1920～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共产主义“相当同情”、“希望苏俄成功”，尊奉马列“伟人”，为赤潮渗华大开闸门，发放“通行证”。
北伐时期中共“拉伕”动员语——
三民主义不彻底，要革命还是得加入共产党。[④]
1927年2月下旬，杭州西湖边，中共党员陈志一探问23岁薛暮桥：“是否愿意加入国民党？”薛断然回答：“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再问：“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薛：“国民党好像是火车开到嘉兴就不走了，而共产党一直开到上海。国民党革命不彻底，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彻底。”3月1日，陈志一带薛暮桥去见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宣传部长张林、组织部长徐雪寒（16岁），接纳薛暮桥加入中共。[⑤]
1938年1月29日，驻美大使胡适日记：
看Prof.Samuel Northup Happer,谈了一点半钟。他精通俄文，常到苏俄去，每日读俄文书报，故通俄事。我1926年在Moscow见他，以后甚相知。Happer不诋毁苏俄之“清党”（Purge）……[⑥]
西方也被忽悠
1940年代后期，七旬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也被忽悠：
在共产党当局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们在整个大陆建立政权为止。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各种各样的“专家”那里发来了许多赞扬共产党人的报导。许多外交官、实业家和传教士都确信新政权现在而且将是对旧政权的一大改进。[⑦]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而非真正共产主义者。[⑧]
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Hewlett Johnson1874～1966），1930～50年代访俄访华，不断为赤色革命高声辩护。1953年，八旬大教长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说在中国看到20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
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把冰冷的技术变成人与人之间温暖交流的渠道。当一个人走进他的实验室、他的田野、他的工厂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对于社会和生活的全新概念。他和他的伙伴成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⑨]
稍后，中共全面封禁宗教，“正确”回答了大教长。
宋子文也挺共
1958年中共“大跃进”，宋子文（1894～1971）在香港发表挺共言论：
对毛周极为佩服，中国空前强大，因而有了民族自豪感。
世界终须走向社会主义，因而不反对思想改造与人民公社，只是搞得操之过急。在人民公社展开之前，对大陆印象一切俱好。
从经济上看，中共政府绝不会失败。
国民党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⑩]
结语
从史学角度，国际共运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次试错，但学费实在太高昂。国际共运证明人类很容易被理想引偏，因此，总结沉痛教训，我们应对一切革命学说抱持警惕，社会变革宁慢勿迫、宁缓勿速，必须兼顾与传统文化的衔接性。为防止赤潮再起，“告别革命”也就成了对国际共运的凝炼性结语。
11/04/2021 Princeton
注释：
[①]《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页29。
[②]吴国桢：《夜来临》，吴修垣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10。
[③]谷正文口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独家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241。
[④]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55。
[⑤]《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1～12。
[⑥]《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4年，第7册，页472。
[⑦]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页271。
[⑧]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24。
[⑨]Ci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New Brunswick:1977, Fourth edition), P.318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89～190。
[⑩]新华社（北京）：《内部参考》第2671期（1958-12-29），页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