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读林行止先生的新书《政道沧桑》，这是一家香港出版社SHUN PO CO.LID出版的，封面包装沿用台湾远景版的风格，书脊标示“林行止作品集（105）”。鉴于林先生早前已宣布封笔，这本书大概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本了，远景未取得出版权，这有点意外。
这本新书与整个系列风格统一，内容是林先生一年来信报专栏文章的结集。因人不在香港，大部分文章我都错过了，现在读来津津有味，长见识，也助思考。
书未读完，但读到其中一篇眼前一亮。这篇标题为“全面崛兴体制变，改写国歌此其时”，鉴于现在在香港唱国歌已成“必修科”，而歌词有令人“不明其意或莫名其妙的荒谬感”，“对国民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林先生认为改写国歌刻不容缓。
笔者对此深有同感，以我接触的身边亲友，大部分都有相同的想法，林先生的倡言，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认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本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这部影片拍于1935年抗战前夕，烽火连天，国难当头，歌词中充满亡国感和血战精神，按理只反映当时国情，缺乏宏观长远的包容性。立国之初，万事倥偬，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作品，将这首歌临时充当国歌，也是情有可原。
国歌应该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承，要庄重雄伟﹑浑厚辽远，能引起国人的崇高感和归属感，足以凝聚人民的共同情感和理想追求。“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唱出中国人浴血奋战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当然是一首好歌，但当中共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前景光明之际，一首充满血与火﹑生死存亡意识的歌，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确是有“荒谬感”的。
林行止为此梳理了历史上几首少为人知的“国歌”，这些资料倒很有趣。最早的国歌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有一次出席国际会议，各国都有国歌，唯独中国没有，曾纪泽便自己作词，请人谱曲，写了一首《普天乐》代替。后来李鸿章出访，在俄国参加沙皇加冕礼时，典礼官故意宣布“奏大清国国歌”，李鸿意很尴尬，当下起立清唱一首安徽民歌充数。李回国后选唐代诗人王建的诗，着人谱曲名之为《李中堂乐》。两首歌都不能算正式的国歌，反映中国没有国歌的难堪。
清廷第一首官式国歌是1911年的《巩金瓯》，作曲者为清末大才子溥侗，作词者为严复。民国初年由教育家沈恩孚填词﹑沈彭年谱曲写成《五族共和歌》，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又命人作一首《中华雄立宇宙间》作国歌。到段琪瑞政府，又有一首《卿云歌》，直至国民党上台，新国歌就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国歌《三民主义》，据说作词是孙中山和胡汉民（有说是戴季陶﹑廖仲凯﹑邵元冲作词），程懋筠作曲。
林行止的建言，中共当然不会听取，民间反映也很冷淡，至少我没听到有任何回应。这首背离了时代精神的歌，与当代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无法引起更广泛的共鸣，按理林行止的倡言应该引起更多回应，事实是悄无声息。
原因何在？我想与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淡漠有很大关系。国是你的国，歌是你的歌，与我何关?如果到时到候“依法”不能不听，那也可以无动于衷地听，至于歌词是什么，旋律又如何，统统不上心。既如此，国歌长的什么样子，当然唔关我事，要改不改，何必多言？
中共建政后，奉斗争为圭臬，对外斗其乐无穷，对内斗也其乐无穷，《义勇军进行曲》的杀伐风味，又无端端与现实合拍。改革开放后，国歌又别扭了，但无人敢动。
时至今日，突然放眼都是敌人，美英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暴力镇压又成常态，这时《义勇军进行曲》的血火氛围，声嘶力竭的叫嚣，又与现实若合符节，至此，国歌仿佛又不必修改了。
我们听美英法的国歌，都感觉庄严雄浑，动人肺腑，即使不是他们的国民，听起来也令人动容，因为人类的壮美情感能引发共鸣，国歌之用也大矣。
中共以斗争起家，以斗争治国，斗字当头，血光遍地，看来，在中共治下已不可能改国歌，要另立国歌，也是中共之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