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军政 > 正文

加速美中金融定向脱钩 美国会报告支六招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最新报告提出六大建议,加速美国资本与中共军工企业、人权迫害等等的定向金融脱钩。图为2001年4月18日,美国驻北京使馆前的中共军警。

今年8月,正值中共高调整治私人企业、导致国内股市大跌之际,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建议投资者将其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增至三倍。与此同时,尽管海康威视被美国列入贸易限制清单,因其高回报率,仍然是美国人热投的对象。

美国资本投资中国,无意之中可能帮助了中共提高军事能力、发展监控技术、侵犯人权和其它违反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观的能力。

关于中国的金融问题,去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报告,主要谈及中国金融市场因债务的快速积累、国有企业资本的低效配置,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在今年的USCC报告,则指出美国投资中国市场,给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

报告全面回顾了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上的过程,并逐一分析了股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指数、公共债务等投资工具所暗藏的风险,列举了美国传统的贸易、投资限制工具的局限。最后,提出六大建议,加速美国资本与中共军工企业、人权迫害等等的定向金融脱钩。

这些建议一旦成为法律,受到了投资限制的中国公司,同时也会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针对美国人管辖权,而且对非美国人也有管辖权。而且制裁军工企业的母公司后,其下属子公司也都包括其中,通过可变利益实体(VIEs)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将会被标记为高风险等等。

概要

报告指出,尽管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但美国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和共同基金,正在增加他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美国对中国股票和债务证券的持有量,从2017年的7650亿美元飙升57.5%,2020年达到了1.2万亿美元。

同时,中国证券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全球投资指数,使得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资本配置自动化,规避了美国的监管。美国投资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投资给中国的问题公司。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因其不像公开股票交易那样需要披露信息,除了资金之外,美国的关键技术、管理知识和商业关系也往往会秘密地流向中国的投资目标。

报告说,中共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因此,中共名义上的金融“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过程,目的是要加强中共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实现中共的议程。

在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激增的同时,中共不断调整其金融政策,建立一个军民融合战略框架,引导非国有企业和资源,扶植和培育一些产业,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其优先项目,推进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美国传统的法律补救措施,如贸易和投资限制,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威胁。

一、外国参与中国的资本市场

中共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初衷,原本是想挽救其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而今天,中共利用证券交易所实现其多重目标,包括资助技术发展和军事现代化。

1.外国资本进入中国

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股票、债券市场

2002年,中共推出了以美元计价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使得在香港拥有账户的海外投资者,能够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交易股票和债券。2020年5月,中共取消了海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允许其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

在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中共政府将向外国竞争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包括增加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在信贷和支付部门给予外国机构平等待遇,并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债券市场。

2018年,明晟指数将中国在岸股票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进一步放宽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准入,此后一些股票和债券投资指数,也开始增加中国证券的权重。

外国资本进入中国风险投资市场

外国风险投资(VC)直到21世纪初才被中国法律允许,但在过去的10年里,增长速度很快。根据Pitchbook的数据,到2018年,大约有1250亿美元,即全球风险投资活动的近40%,用于投资中国的初创企业。

早期在中国的外国风险投资,如日本财团软银在2000年对阿里巴巴的2000万美元投资,是通过离岸控股公司执行的,以规避在岸监管限制。几乎所有中国的第一波互联网公司,包括百度和腾讯,都得到了美国和其他外国风险投资商的投资。

2020年,美国投资者参与了中国初创企业价值200亿美元的多轮风险融资,占中国初创企业风投总资本(680亿美元)的29%。外国资金也可以通过由中国合伙人管理的中国风投基金,进行多轮融资,如总部设在北京的弘毅投资(Hony Capital)和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这部分投资还没有体现在上述数字中。

外国资产进入中国资产管理市场

中国银行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10月的一个金融论坛上发表讲话说,中共政府欢迎在风险控制、养老金管理、消费金融、资产管理和健康保险方面,具有专长的外国金融服务公司来“振兴”中国的金融业。

迄今为止,已有4家全球金融服务公司,获准与中共国有银行建立资产管理合资企业,其中包括美国公司高盛和贝莱德。另外,摩根大通在3月份收购了招商银行拥有的资产管理业务的少数股权,这标志着中国银行首次向外国战略投资者开放其资产管理子公司。

2.中国市场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原因

一些外国投资者之所以被吸引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和中国证券能提供的较高回报率。中国A股也有大量科技和数字服务方面高增长、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公司。

中国的政府债券市场,相对于其它主权债务的高收益和流动性,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中国人民银行在2020年几乎没有改变其基准利率,而其它主要经济体则颁布了降息措施,使中共政府债务成为全球固定收益市场中罕见的收益来源。

以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Hikvision)为例,这家公司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第52研究所在2001年成立的,中共政府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帮助了该公司成长。2010年,海康威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到2016年,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制造商,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21.4%。

中共对海康威视和监控技术市场的精心培育,促使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对该公司的股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资持股比例从2017年4月深港通启动后的4%,跃升至2018年5月的峰值,占流通普通股的12%。

尽管公开报导中,海康威视的技术被用于对新疆穆斯林社区的大规模监控和压迫,2019年10月,海康威视因提供用于镇压新疆的监控技术而被列入实体名单,美国国防部(DOD)在2020年6月将该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指定为“中共军工企业”,但海康威视的市值仍在不断快速增长。

尽管中国市场动荡全球金融业仍表示乐观

从去年11月叫停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开始,中共开始重手整治科技公司,下架滴滴出行软件,禁止私营教辅公司经营等。这一系列动作,搅乱了在岸和离岸中国股票的估值。

到9月底收盘时,纳斯达克金龙指数(衡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今年以来下跌了33.5%,而中国的沪深300指数下跌了6.6%。

尽管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摩根大通却认为,中国A股市场多是国有公司,“通常与政策挂钩”,因此“被排除”在监管审查之外。“相对于其它市场,中国将在未来10~15年内继续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且中国“正处于金融演变的早期阶段,能会为耐心的投资者提供重要机会。”

另外,贝莱德的投资分析师建议投资者,将其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增加3倍,强调尽管存在政治风险和“更大的不确定性”,但仍有机会获得长期回报和多样化机会。

根据独立研究机构Rhodium Group的数据,美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实体在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交易所发行的股票和债务证券的价值,在2020年底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比2017年的7650亿美元增长57.5%。

二、美中金融互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新风险

外国投资者增加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的同时,中共越来越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中国公司的民用和国防活动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美国资本很可能在帮助中共加强其军事能力、监控技术、侵犯人权或其它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活动。

美国现有的识别和定义中共军工公司的政策框架,也可能难以跟上中共影响和控制中国商业活动的能力。

1.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了民用企业向国防企业转移的风险

20年前,中共的军工生态系统(military-industrial ecosystem)几乎完全是通过国家银行和补贴提供资金,国防开支完全集中在国有企业。

现在除了国有企业,国家资金也越来越多地投向生产军民两用产品的非国有企业,以补充中共军事能力。特别是在电子和造船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国防采购方面,非国有部门的参与率一直很低。

除了政府资金外,中共还越来越多地转向资本市场,为其技术发展目标提供资金,包括为可能提高军事能力的军民两用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提供资金,如人工智能和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s)。

几十年来,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试图建立这样一个框架,迅速调动民用基础设施来满足国防需求,并利用非国有部门的创新来开发军事应用技术。

虽然还不清楚中共是否积极地将外国资本用于实现国家目标,但中国资本市场本身的结构,就为中共的议程量身定做,所有的中国公司,都受到中共金融市场战略所引导。

因此,美国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太可能全面了解进入中国的美国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推动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加剧侵犯人权,或补贴中国公司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2.投资工具增多外国资本流向问题公司

在过去6年中,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投资工具激增,这些投资工具既有助于为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公司提供资金,又能吸引不同的投资者群体。

并非所有这些工具,都能直接将外国投资引向问题公司,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资本市场优先为中共议程提供资金。

私募股权:投资接受政府引导基金的公司

2015年中共启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其中一些基金明确要求投资于军民融合项目。

尽管外国风险投资人,允许投资接受政府引导基金的公司,但一般不要求披露其资本比例。例如,专门从事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SenseTime),在2018年5月筹集了6.2亿美元的C+轮融资。

美国高通公司的风险投资部Qualcomm Ventures是投资人之一,这项投资发生在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商汤科技列入实体名单之前。

公共股票:科创板和指数股票型基金

中国股票市场的两个趋势,也有助于提高中共军工企业的融资能力。

一是中国建立了一个科技公司的快速融资管道,最主要的是科创板(STAR Market),相当于中国版的纳斯达克,上市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主要针对科技公司的科创板,其特点是基于注册制而不是基于审批的首次公开招股(IPO),科创板包括中芯国际,这家公司因参与中国的军民融合项目,而于2020年12月被列入实体名单。此外,人脸识别软件开发商云从科技(Cloudwalk)和监控系统开发商深圳云天励飞技术(Shenzhen Intellifusion),都因其在新疆侵犯人权中的作用而被列入实体名单,两者都计划在科创板进行首次公开招股。

二是一些中国券商建立了“指数股票型基金”(ETF),明确目标就是投资与军事有关的公司,这类“指数股票型基金”在中国国内非常受欢迎,在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5日的不到5个月时间里,其总资本额增长了10倍,达到37亿美元(239亿元人民币)。

目前,虽然外国机构投资者一般不交易这些ETF,但任何一个ETF中表现强劲的公司,都有可能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公共债务:问题公司筹集资金的另一渠道

在股权融资之外,中国的军工企业集团和政府指导基金,也在利用公司债市场筹集资金。例如,广州工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广州市政府管理的资本管理公司,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发行三笔独立的离岸债券,总共筹集了4.6亿美元的资金。

广州工业投资基金是人脸识别软件开发商云从科技的投资者,该公司因帮助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而于2020年6月被列入实体名单。

3.指数纳入使美国资本投资自动化

中国证券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全球投资指数,这与金融市场从主动投资策略向被动投资策略的趋势不谋而合。

在主动投资策略中,个人投资者或投资组合经理购买或出售个别股票。相反,在被动投资策略中,投资者投资于指数基金,通常是ETF,又被称为“懒人投资”。

中共自2017年开放金融以来,中国证券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一系列全球投资指数,目前估计有7.8万亿美元的管理资产,以这些指数为基准。迄今为止,五大指数已经宣布或开始实施将中国股票和政府债券纳入其指数。

截至2021年9月30日,明晟新兴市场指数和富时罗素新兴指数,对中国股票的资产配置比例分别为34%和37.2%,超过其它任何国家。

指数供应商的纳入方法,只关注特定股票的价值和流动性,而不考虑对国家安全的风险。这种对商业基本面的狭隘关注,加上与指数基金相关的被动投资管理风格,增加了投资者可能无意中,为从事违反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中国公司,提供实质性支持的风险。

4.风险投资输出专业知识

风险投资并不像公开交易的投资控股那样,需要进行市场披露,即使有限的披露,其数据往往是自我报告。

因此,很难全面跟踪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在中国的行为。研究人员需要依靠商业数据供应商(如Preqin、Pitchbook或CB Insights)汇总的私人市场数据。然而,由于风险投资交易公告的数量和报告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也缺乏全面性。

外国私募股权投资者往往会投资某些技术领域,或中共采购的部门,帮助中共孵化初创公司,利用其本身的技术专长,向中国公司提供支持,使其能够加快产品或技术的开发或商业化。

例如,中共为了监控中国公民,支持参与开发面部识别软件的技术初创公司。一系列中国面部识别公司,包括北京旷视科技和商汤科技,都受益于这类外国私募股权投资者提供的私人资本。

三、对美国的影响

中共不断调整其金融市场的发展重点,加大了美国投资者资助中共国防和监控技术公司的风险。再加上国家和非国家公司、民用和国防部门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检测和应对这些风险变得极为困难。

川普政府第13959号和拜登政府第14032号行政命令,对中共军工企业实施的投资限制,以及2018年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和《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都有很多局限,表现如下。

1.美国贸易和投资限制,往往集中在个别实体或交易上,这种方法不适合应对中共的军民融合体系,因为军民融合将军工综合体,已转变为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商业行为。

比如,中共对美国技术的了解远比美国清楚,而购买美国关键技术的过程,往往看起来像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例如,中共商务部管理着一个“鼓励进口外国产品目录”,2010年代,中航工业公司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收购美国和欧洲的发动机、材料和航空电子。

再如,20世纪90年代,中共军工企业有一项军转民政策,为其提供了一个民用的子公司网络,这些子公司通常与母公司没有明显的联系,这些子公司通过与外国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并获得外国技术,然后再转让给其母公司。

2.投资限制只针对公共资本市场,而忽略了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后者可能会带来更高的风险。PitchBook、Preqin和CB Insights等私人来源,可以有偿提供一些细节,但私人市场的交易不受证券披露要求的约束,因此政府无法监督。

中国的科技初创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共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它们不仅受益于美国的私人资本,而且还受惠于美国私人市场投资者,提供的技术和金融专业知识、商业网络和其它资源。

3.美国的投资和贸易限制,既不同步也不全面。例如,安徽新创电子公司是一家雷达和安全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商,于2018年8月被列入实体名单,贸易受到限制,但美国投资者可以继续购买其股票。再如,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供应商浪潮,被指定为军工企业,受到了投资限制,但不受美国出口管制。

4.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特点,也为美国资本流向中共问题公司创造了条件。比如,虽然投资限制使得指数提供商,从其指数中删除美国政府指定的中国公司证券,但美国方面的损失,很快就会被其他全球投资者弥补。比如,在1月初,亚洲和欧洲投资者利用中国移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芯国际等被美国认定为军工企业公司抛售股票的机会,购买了其折价股票。

四、委员会建议

报告中针对这些局限,提出来6条建议,这些建议一旦形成法律,则可以加速美国资本与中共军工企业、人权迫害等等的定向脱钩。

第一条是:“国会应考虑制定全面的立法,以确保在一个美国机构下受到制裁的中国实体,自动受到其它机构的制裁,除非总统或实施最初制裁的机构给予豁免。这项立法应该使美国针对中国敌对实体的现有制裁合理化以确保,例如,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和/或军事最终用户名单的中国公司,也被列入非特别指定国民(SDN)中国军事工业综合体(NS-CMIC)公司名单,反之亦然。”

这就解决了美国的投资和贸易限制不同步的问题,如果成功立法后,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供应商浪潮,受到了投资限制后,同时也会受到美国的出口管制。

第二条是扩大管辖权,不仅针对美国人,而且对非美国人也有管辖权。而且制裁军工企业的母公司后,其下属子公司也都包括其中。

第三条是确认受到美国制裁中共个人、实体的类别。

第四条是通过全面的立法,来解决美国投资者和美国利益,因投资于中国股票、债务和衍生工具而面临的风险。比如提前禁止对中国可变利益实体(VIEs)进行投资,或标记为高风险等等。

第五条是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内设立一个技术转让审查小组(TTRG),负责确定新兴和基础技术。

第六条是授权财政部每年更新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中国的准确证券投资状况,包括通过开曼群岛等离岸中心进行的资金等等。

责任编辑: 时方  来源:大纪元记者宋唐报导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1/1213/16827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