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12月24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党媒宣称是扫黑除恶走上了常态化法治轨道。该法共九章七十七条，包括总则、预防和治理、案件办理、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处理、国际合作等章，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始于2018年初，是由政法委牵头，两高、公安部、司法部等联合开展的针对全国黑恶势力进行打击的活动。
习近平清洗政法系统
政法系统号称中共的刀把子，在江泽民、周永康时代，全国公检法不仅欺压百姓、迫害宗教人士，而且和各地黑恶势力勾结，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无恶不作。在习近平上台后至今，政法系统内反习动作不断，傅政华曾挑动北京4,000名警察在雷洋案件上对抗习近平。孙力军、邓恢林、龚道安、王立科等人联手企图暗杀习近平。六中全会前，孙力军和傅政华落马，六中全会后，习近平的亲信王小洪出任公安部一把手，预示着习近平对政法系统的清洗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和公检法倒查30年，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针对政法系统的广泛清洗。2018年7月，中共两办印发《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并派10个由正部长级干部任组长的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分赴10省市进行第一轮督导。2019年，中共派11个督导组赴21个省市进行第二、三轮督导。2020年7月，中共中央又派出32个特派督导组到每个省开展特派督导。足见习近平对整顿政法系统的重视。
政法系统倒查30年运动，截至2021年7月31日，共处理处分违纪违法政法干警178,431人，19,847名干警主动投案；立案审查调查49,163人，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移送司法机关1,562人。
在政法官员中被惩治的还有臭名昭著的610人物，如原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马玉蝉，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王文海，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等。
谁在保护黑恶势力？
中共在2021年3月全国扫黑除恶表彰大会上宣称，三年专项行动期间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3.7万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89,742件，立案处理115,91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0,649人，移送司法机关10,342人。全国共打掉农村涉黑组织1,289个，农村涉恶犯罪集团4,095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全国组织系统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清理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涉黑涉恶等问题的村干部4.27万名。
这些数字听起来非常惊人，中共掌握着一切国家资源，政法系统在江泽民贪腐治国的信条下为非作歹，每个案件和村霸后面的真正靠山其实是公检法本身和中共体制。
云南孙小果多次强奸未成年人，被判死刑21年后居然能够“复活”，成为夜店老板，最后经7名副国级和正部级督导员亲自去云南督导查办，才终被执行死刑，据官方报道云南省委书记秘书袁鹏涉案。但外界分析，孙小果从改年龄到“发明”专利，再到控股千万元的银河俱乐部，没有更大的官方背景是做不到的，外界推测，孙小果生父很可能是中共军方高阶人物。到底是谁，中共永远都不会说的。
上海小红楼的赵富强案，公开报导显示，至少牵扯出13名中共党政机关和国企官员。但据知情人透露，更多高官如上海市委常委、市府常务副市长陈寅，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机关党工委书记诸葛宇杰，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等人都有涉此案。另有海外自媒体爆料，前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学平也和小红楼案背后的官方人脉有关联。
中共的扫黑除恶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所谓的“自我革命”只是权斗的标签。
反有组织犯罪，中共被讽对号入座
谈起黑社会，中共是世界上最大最邪恶的黑社会组织。中共制定这个法案，其实是个笑话，被嘲是对号入座。
中共制定此法是受启发于美国1970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党媒新华网曾报道金融律师董毅智在谈中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时指出，通过三年扫黑经验，参照美国的经验，将“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为组织马仔甚至外包人员身份等复杂性问题作了有效的甄别处理，采取在不增加刑法适用主体的情况下，扩大犯罪行为的认定方式。
这一表述，对中共本身来说具有相当的讽刺性。周所周知，中共官员或体制内编制人员，一旦作恶被社会曝光，中共往往都会把组织和任务具体执行者做切割，声称是临时工或外包人员干的。
12月6日，江苏南通三星镇市容管理人员当街粗暴对待卖甘蔗老人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时，江苏当局就推诿说是城管外包公司人员干的，不料，网民不买账，直接怒对中共：执法权也能外包吗？
大陆新媒体“新黄河”近日报导，绥化市庆安县孙女士举报说，去年其丈夫吕某因涉及一起案件被逮捕，庆安县检察院书记员丛某对她说，“检察院里头有大（领导）也有小（领导），至少有两人你必须得拿下来，谁无功不受禄，一分（钱）不出你咋整？”“刑期长短跟买菜是一样的，买多了抹个零，多认一项罪名，反而可以少判点。”
丛某多次私下登门拜访，向她索要3万元钱，说打点一下检察院的领导，可以帮助吕某少判刑。日前，庆安县检察院对此举报书面回应称，涉事人员丛某系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因违反工作纪律，已被解聘。网民热议：“又是临时工背锅，临时工收取贿赂还不违法，解聘就完事了，真黑。”
2020年10月1日，美国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把中共定性为跨国性有组织犯罪集团，这一指向对中共完全适用。
政法系统或再迎风暴
扫黑运动在地方上遭到中共基层人员的怠政抵抗。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2020年全国扫黑办第10次主任会议上就说，扫黑除恶运动存在4个不良倾向，草率收兵、松懈厌战、涉案财产处置不力、行业整治不力。
该会议上还审议了《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意见（送审稿）》，为《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出台做铺垫，按照中共的说法，该法案的出台就是要将打黑除恶常态化、法制化。
会上还提到，出台这项法律，是将被实践证明成熟科学、具有中国特色优势的扫黑除恶制度机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确保扫黑除恶有法可依、常态开展。
中共明年20大前，围绕派系卡位和习近平连任必将还有血雨腥风的内斗，该法案的出台预示着政法系统或再迎风暴。
中共不解体，任何法都有可能成为恶法
值得注意的是，《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一条即说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共仍将政权维稳放在首位。
该法案还对“软暴力”实施打击。新华社在12月24日的“反有组织犯罪法通过！扫黑除恶有了专门法”的文章中称：“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了‘软暴力’手段的认定，明确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
今后，老兵上访，农民工为讨薪而贴报喷字、拉挂横幅、泼油漆、聚集商议等民间维权行为都有可能被这个口袋罪装进去。另外这个“软暴力”还包括网络软暴力，比如“人肉搜索”、个人信息披露、直播“锤人”等，该法案草案中还规定，参与网络上有组织犯罪的成员，相互之间不认识、未曾谋面，不妨碍被认定为组织成员。也就是说，如果中共认定网民在网上的某些言论不利于中共了，同一个话题不管发帖人相互间是否认识，都有可能构成有组织犯罪，而不是像过去的以寻衅滋事定罪或简单的行政处罚。
该法案表面是正义的化身，扫黑除恶，但只要中共不解体，什么法条都有可能被其用来作恶，成为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