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邓改革”终结在“习皇帝”手中，其复杂的政经含义，不是荒诞二字概括得了，两者对中国的整体和长远利益都是负面的。至此，中国人回答不了难题不少：毛泽东功罪、文革利弊、邓小平功罪、八九学运成败，现在又来了“改革开放”功罪，接受美国之音许波采访前，我做了一点梳理，现贴出。】
第一、国强民弱，制度面临选择
胡温执政后期，大概2012年前后，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其后果包括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这个历史，在2012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89则是对中共很不祥的数字，自然直指它的执政危机。
然而，正在此时，中国突然在全世界变得最有钱：
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人均4500美元不到；
中国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2013年建国日，北京有一个太子党聚会，毛泽东前秘书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昭告众人，她与习近平谈了一小时，其言可视作一篇《红二代宣言》：
1、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以致今天腐败已经发展到万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措施，“亡党、亡国”就不仅仅是一个警告，而会变成现实；
2、我们的父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经历千难万苦，才创建了红色政权。有人把我们叫作“太子党”，我坚决反对；有人把我们叫作“红二代”，我觉得恰如其分。我们“红二代”对红色政权的感情才最真挚，最深刻；我们“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继承人；
3、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家伙，多得像蝗虫，拼命啃食我们的“红色政权”，就是他们不负政治责任的腐败搞得民怨沸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苏联命运那样的万丈深渊，甚至比前苏联还惨。“红二代”必须形成一个共识，即要高举反腐败的大旗，进行清党，对败家子官员要大开杀戒。只有这样才能舒缓民怨，才能避免“亡党亡国”。
坊间还流传另一个版本的《太子党纲领》：
——“绝不做亡国之君”，必须“重整山河”，整顿官僚队伍，重新确立党的优良传统，恢复马列毛信仰，挽狂澜于即倒；
——要记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绝不做戈尔巴乔夫，致使在历史转折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救党救国；
——停止继续批毛，否则会天下大乱；
——坚决反击普世价值和宪政道路，夺回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权主导权；
——我们手中的这个政权，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控制了巨大的财富，即两个一百万亿（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成功，下一步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完成一系列战略举措；
——到2021是两个一百年：建党一百周年、从毛到习一百年，实现GDP人均从6000美元达到12000美元、经济总量从五十万亿人民币翻到七八十万亿，接近美国，坐稳世界老二的位置，国力军力超过当年苏联，成为东半球老大，并正式开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这就是中国梦。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成功，但是也充满危机，既引发剧烈的权力博弈，也蕴含着制度选择这样的根本问题。
然而，这个时候走向中共权力顶峰的人是习近平，他跟薄熙来博弈之后胜出，代表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即“红二代”，既无执政合法性，也无民意代表性，必须创造出跟前面“邓江胡”三届不同的政治路线，而面对中国的危机，走向民主宪政是最佳选择，但是习近平拒绝走普世道路，因此只有返回到毛泽东路线，他的路线设计“共同富裕”，区别于邓的“一部分人先富”，更本质的是回到毛泽东“均贫富”的共产主义路线。
第二、“改革开放”的功罪
一、三个层次
1、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相对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疑是一个进步；
2、改革开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中以八九学潮和六四屠杀为分水岭；
3、简单化的肯定改革或否定改革，是黑白两极化，从中国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要保护改革的成果，也要纠正它的弊端和恶果，唯一出路是民主宪政。
六四屠杀后，邓小平指示江泽民“绝对不跟西方翻脸”，这个时期经济主帅是朱镕基，江朱做的几件事：
1、在国内放纵仇外思潮泛滥，又大举引进外资，将中国转型为廉价劳力的世界工厂，重铸政权合法性于“经济起飞”基础之上，打造出一个盛世，非常成功；
2、推行权力寻租，由二百个权贵家族瓜分国有资产；地方实行土地财政、强征强拆、城乡溅血，形同“第四次国内战争”；“圈地”卖地、国企私分这两条，最后落实到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千万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3、拆除“社会主义”，铸成“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将中国人民送回“旧社会”，民间有谚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二、两个“丧失”
1978年至2013年，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这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这些成就，也有沉重代价，我归纳为“两个丧失”：
一个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家园可能会永远丧失，就是因为这30年掠夺性的高速经济发展。现在的权贵集团是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被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还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国癌症高发，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
三、两个“大跃进”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当政曾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大饥荒、文革大动乱，毛泽东搞了一场“共产主义的大跃进”；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无法摆平学潮，动用野战军杀进首都屠城，“六四”以后又以韬光养晦之策，跟西方做生意，进行了一种没有人权、没有劳动保障、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输出，向西方提供低廉低价的产品，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国家，同时也把世界的贫富差距中国化，中国大概有三十万个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却占有中国80%以上的财富，令中国的贫富不均问题、人权问题都非常严重。邓小平搞了一场“资本主义的大跃进”。
四、两个“合法性”
中共是在压制社会、禁锢言论、破坏环境的条件下达至上述成就，历史上无先例、理论上说不通，也令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引来社会开放和民主政治的预言破产，他们后来又一个新的解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主编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这个怪物叫“适应性专制”。
然而，跳过制度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利益分配，导致腐败泛滥，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场更惊人的腐败，而所谓“官二代”（或江胡两届执政）的腐败，向太子党提供了一个集权的合法性来源。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经向胡锦涛挑战，其方式是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可谓习近平路线的预演。
习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败而被整肃，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事实上，在习近平不仅是踏着薄熙来的尸骨登顶，中国也因经济发达而腐败横行，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权力，而势必成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习的权力问鼎之路，也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习近平的发迹，底蕴就在这里——如果说“发财”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后六四），那么“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后开放），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然而横竖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