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不是魔鬼，而是他们还戴着天使的面具。
教授，原本应该是知识分子中比较杰出的一类人。但他们获得尊敬的前提是要学会说人话，干人事！近日，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养老金领取额度应该与生育情况挂钩。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
我百度了一下这位赵燕菁的履历。资料显示，他是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从专业背景来看，和我还算半个同行。按年龄算也是该退休的人了。怎么开始突发奇想，为“催生”献计献策？我仔细研读了赵教授的采访全文。不由为其拳拳之心感动。不容易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一位拿事业编退休金的人，心心念念的为我们这些还在奔命的企退人员着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让一个年轻时候不用交养老保险的人，为一分钱不敢少交的人规划养老金分配。尤其是我这种没有子女的。已经从赵教授的文字中读出了浓浓的敌意。而这位教授，还有一个更惊人的高论是，为了解决人口和养老问题，建议老百姓早就业，晚退休。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换我在他那个位置上，巴不得永不退休为人民服务到死。
前一段时间，任泽平建议央行印两万亿钞票鼓励生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多生有奖”。这位赵教授的高论正好与之对应，少生必罚！真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似乎在这些所谓专家眼里，我们都是细长的绿色植物。用得着的时候一勺子大粪上去，就能长起来一茬。可怕的不是魔鬼，而是他们还戴着天使的面具！
关于中国的生育问题，我之前写过几篇文章。都放在今天文章的末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看看。最近一段时间老爸一直在住院。今天就给朋友们讲讲我在医院里亲耳听到的故事。
第一件是发生在北京的西城区。其实就在离我家不远的胡同里。有一位老兄，今年五十多岁。自己在家不知怎么就摔倒了。正好赶上邻居过来串门发现不对，赶忙联系120。男子在医院里昏迷了整整5天5夜。醒了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可能那些“何不食肉糜”的教授们会对这样的问话不屑一顾。而在我等草民听来，却能感到无尽的悲凉。从那位老兄入院后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花去了这个家庭三十多万。这还是在有医保的情况下。但对于这个依然生活在“老破小”中的一家人来说，已经掏空了毕生所有积蓄。而他们只有一个儿子，至今三十多岁连对象都没有。收入就那么点，顾得上老的、就顾不上小的。这样的人，想必会是赵教授提出的生育政策的最佳惩罚对象。只是不知赵教授能否让自己的女儿，如果他有女儿的话，嫁入这样的家庭。帮忙在“老破小”里照顾一个瘫痪的公爹，背负起共同债务的同时，完成赵教授倡导的生育任务。
我在医院里还遇到过一个老太太。老伴在ICU里快一年了。她已经卖掉了自己唯一的住房。老太太其实已经很久没见过自己的老伴了。当有人问起的时候，她只是淡淡的说一句，我就是想让他活着……
其实在医院里，你能听到的这样的故事何止千千万万。太多的悲惨我不想再讲了。网上一搜一大把。医院的墙壁一定会比教堂听到过更多祷告。
有一次我和一个亲戚聊天。她说：如果得了20万以下的病我就治。超过20万以上，五六十万肯定就不治了，还不如留点钱给家里。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于草芥来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会是以后的苟且。他们没有赵教授这样的退休待遇和报销标准，也没有任泽平年薪千万带来的养老底气。但他们也有权活着。
此前一直有学者大谈“人口红利”。那么请问，人口增长到底是谁的红利？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到底有没有从“红利”中享受到获得感。没有道理在别人享受“红利”的时候，他们只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
养老和生育。分别占据了我们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看似毫无关系，其实联系紧密。世界上最早的养老保险制度诞生于德国。1889年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创建了德国公共养老金制度，颁布了《疾病和养老保险法》。这是“社会保险”的最早框架。1911年，德国把从1881年到1889年间先后颁布的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疾病和养老保险法，进一步编纂为《社会保险法典》，这部法典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人们一提到德国，首先想到的就是先进的科技、强大的国力和军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上。
纵观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不是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发达才有良好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先有了福利制度，保证人民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学有所教、伤有所疗、灾有所救、弱有所扶、业有所保……人民才会有更高的建设国家的热情。当然也会有更高的生育意愿（高福利国家的生育率降低则是和宏观经济力量有关，以后可以专文探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缴纳养老金实质上是与社会达成一种契约关系。用生育卡脖子，无疑是一种随意“毁约”的行为。只是不知赵、任两位教授为社会贡献了几个孩子呢？是否应该把你们的养老金拿出来奖励一下那些已经有三个孩子的人？
美国有一个词叫“Baby boom”。我们翻译为“婴儿潮”。美国的婴儿潮从1946年持续至1964年。这18年间新生婴儿高达7600万人。美国的第二次人口出生率高涨发生在1988年到1994年之间。总和生育率最高达2.08。即，平均每个美国妇女在育龄期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这个时期，恰好是里根政府带领美国走出“滞涨”后不久。而美国距今最近的一次人口快速增长发生在1998至2008之间。在此期间，受第一波婴儿潮的带动和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期的影响，美国人的生育意愿高涨。总和生育率一度达到2.11。
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三次“婴儿潮”。第一次是在1949年后不久。在当时的政策鼓励下，人口增长率将近300%。第二次则是从三年特殊时期结束后开始，持续至1973年。这个时期，随着国民经济情况恢复，出现补偿性生育。1986~1990年，随之中国上一次“婴儿潮”新增人口已经成家立业、进入生育年龄，产生了第三次婴儿潮。又被称作回声婴儿潮。
通过对比中美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稳定，人们的消费能力强的时候，社会生育率才会提高。生育，其实是一种责任。只有当人在内心安定，生活幸福的时候，才会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说白了就是要自己“想”生，而不是谁“让”他生。这个“让”字，体现出的其实依然是一种控制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是北大校长马寅初最早提出了控制人口学说。但真正将其上升到政策高度，并对决策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名火箭专家，宋jian。他是钱学森的门生，1931年12月出生，留苏博士，著名的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后来成为两院院士。宋jian所在的七机部曾承担人口预测的工作。基于导弹飞行中形成的抛物线，与生育分布曲线相似，进而提出了人口预测的模型。此后几年。宋jian和他的同事以访问欧洲获取的奥尔斯德等欧洲学者的观点，作为中国人口生育率控制计划的基础。
而今，搞规划出身的赵燕菁教授提出的“养老金领取额度与生育情况挂钩”，本质上并没有跳出“控制”生育的思维模式。用惩罚手段控制生育，拿着优厚退休待遇的赵教授也算是想瞎了心了！殊不知，婚姻和生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两大“天赋权利”。实施控制手段只会对原有的道德和秩序造成破坏。例如有些地方用“冷静期”等方式人为降低离婚率。看上去离婚的人的确少了，但别扭着过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幸福感的；更不会有“造人”的激情。
在美国经济协会百年纪念大会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博士指出，人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宏观经济力量是怎样影响到家庭制度的。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货膨胀加剧了婚姻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同时在那些希望缔结婚姻关系和生儿育女的人的决策过程中造成扭曲；物价上涨扭曲了生育决策，进而造成人口结构扭曲；全球范围内的购买力丧失导致已婚夫妇关系紧张，从而造成离婚率上升。他总结道：“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结构及决策。”
从官方公布的最新信息来看。整个2021年，中国新生人口为1062万。人口增加仅有48万。人口，确实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关键。正应了我以前说的，你对未来怎样，未来便怎样对你！
总而言之，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就必须搬掉挡在国人生育意愿前的三座大山：生不起，养不起，育不起。让人民切实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红利”中获益，而不是听赵教授讲述“何不食肉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