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一
最近，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发表了一组系列文章，冠以大标题《邓小平南巡三十年》，其中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但同时也照例按官史的框架，对当年的历史背景作了大量剪裁。如今，年青一代已经不太了解当年的真实历史，而被中共剪裁过的官历又用一个扭曲的模式，构筑了一个洗脑模本。笔者梳理分析当年的真相，帮助读者们重新认识邓小平的失势和南巡的背景。
一、邓小平南巡的历史背景要回溯到1988年
邓小平南巡是1992年中国新年前的事，为什么其背景要回溯到1988年？因为在南巡之前，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就发生了不利于邓小平的两度倾斜，而第一次倾斜就发生在1988年的“价格闯关”。
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经常会发生倾斜，而这样的倾斜是邓小平时代高层寡头政治格局的产物。80年代初，中共高层的两大势力把华国锋赶下台之后，就形成了以两个人为领袖的寡头政治。两大势力之一是邓小平派，其主要政策是经济改革，而主要实力基础是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派即陈云派，在中共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等党务系统以及国务院经济各部门中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在经济政策方面，陈云派坚持不能放弃计划经济这个共产党的经济控制机器。
这两大派就是中共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左右摆动的根源，也是理解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艰难移步的认识框架。两大势力各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往往会改变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同时也造成高层政治天平向某一方倾斜。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大势力各自对重大经济政策的影响，往往会因为效果糟糕而产生反作用力，导致另一方得到了改变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倾向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第一线处理经济政策实务的赵紫阳必须设法在这两大势力之间寻找不改变政治天平平衡的决策突破口，下面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经济改革“蓝图”的奇怪出笼
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冲破了计划经济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严密控制，但并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基础——城市经济体制；然而，农村的包产到户对城市经济体制开始产生冲击，改革城市里的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成了难以回避的任务。1984年的中共12届3中全会为城市体制改革打开了大门，邓小平和陈云两派在一种奇怪的“配合”下，批准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初步“蓝图”。之所以给这个“蓝图”打上引号，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城市体制改革的设计，只是从中共的意识形态方面为城市体制改革设法正名。而其中的过程，现在中共官史都糊涂带过。
1984年9月9号，赵紫阳为了给他试图推进的城市经济改革寻找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将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写的一篇文章批转给政治局常委。马洪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说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赵紫阳向陈云派系放的试探气球。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共6人，其中的胡耀邦、邓小平会支持赵紫阳；元老叶剑英已老迈不问事，而且对经济政策不发言；赵紫阳当时真正要试探的是常委中曾多年主管经济工作、且坚决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而担任荣誉型“国家主席”虚衔的李先念一般情况下不会独自出头挑衅，多半是跟在陈云后面。
马洪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个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果把这个表述里的所有定语都去掉，就变成了“计划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按照现代常识，商品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于是这个表述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然而，陈云并没对马洪的这个奇怪的提法表示不满。以此为契机，赵紫阳修改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了中共12届3中全会的正式文件并得到通过。从此，市场经济导向的城市经济改革似乎就有了一点合法性。
陈云未对马洪的说法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和马洪多年的渊源和上下级关系有关。陈云早在延安时期就对马洪非常赏识；抗战后陈云任东北局书记，调马洪任东北局政研室主任；1950年代前半期陈云分管中央政府经济工作时，马洪被调任国家计委秘书长。正因为有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个人信任，赵紫阳选用马洪的文章去试探陈云的态度，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三、1988年“价格闯关”的由来
赵紫阳于1987年秋担任中共总书记，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此刻的处境其实十分艰难。他的城市经济改革设想不但面临陈云、姚依林为代表的计划经济官僚的暗中掣肘抵抗，还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不懂宏观经济管理的总理李鹏；更复杂的情况是，邓小平不安于“垂帘听政”，会用蛮力瞎指挥，1988年的“价格闯关”政策就是如此。但是，现在中共官史把责任完全推到赵紫阳身上，而“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也不便说明真相。
笔者时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综合研究室主任，代表体改所参加过国务院、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这一时期有关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次讨论会，了解“价格闯关”决策的幕前幕后情形，也到赵紫阳办公室参加了数次小范围的政策讨论，比较了解赵紫阳的思路，算是“价格闯关”这一事件决策过程的亲历者。
1988年5月初邓小平接受了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人提出的“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突然直接干预经济改革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一下，能否在3到5年内完成价格改革，“不怕冒险”，要“毕其攻于一役”。政治局常委会随后召开一次务虚会，所议8条意见与邓小平的想法基本上相反；常委会的第2条意见是，准备一个为期5年的价格—工资改革计划，只对部分价格作有限调整。这8条意见并未对党内公布，本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
但邓小平不满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从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连续向外宾放话，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行“价格改革”。邓小平此举不仅是越俎代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替政治局宣布重大财经政策，而且直接对政治局施加压力，逼着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
四、“价格闯关”的冲击和赵紫阳的私下态度
当时笔者正在京西宾馆代表体改所参加国家体改委召集的改革中长期规划讨论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外宾宣布要“价格闯关”的讲话传达到会场。笔者事先知道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人提出的“价格闯关”构想，但我与同事一致认为，那是个愚蠢的主张。因此，在我起草的提交此次会议的改革方案中，明确表示了不可实行“价格闯关”，那除了造成社会动荡，对价格市场化毫无作用。在这次京西宾馆会议中，尽管其他与会的单位都拥护邓小平的“价格闯关”决策，笔者仍然反对。其结果是，国家体改委编辑出版各参会单位所提交的会议材料时，把我提交并在会上介绍的改革方案排除了。
邓小平公开放话后，中央要“价格闯关”的消息不径而走，媒体相继报道，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心理恐慌，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来势凶猛的银行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迅速上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当时赵紫阳其实并不相信“价格闯关”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军人物，他又不便直接反对价格改革。所以，他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发表讲话表示，只有在价格改革的同时推进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才能成功。他还把周小川、楼继伟和笔者等几个人找到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他知道笔者是反对“价格闯关”的，所以在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对周小川和楼继伟讲，苦口婆心地希望他们两人能改变主意，但赵紫阳并没达到目的。
五、陈云派如何落进下石
赵紫阳所面对的不仅是邓小平的鲁莽草率，而且还必须应付陈云、姚依林的暗中破坏。反对经济改革、又深喑中国官场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开披逆鳞、否定邓小平的主张，但阳奉阴违这样的把戏，要瞒过向来不问细务的邓小平就易如反掌了。
于是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张旗鼓地召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学者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对“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意见，摆出一幅“价格闯关”势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却利用主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机会，把邓小平“价格闯关”的决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变成了提高几种商品价格的一个小幅度调价方案，把邓小平的“价格闯关”决策无声无息地消除于无形之中。然而，姚依林大张旗地为“价格闯关”造势的行动，实际上煽动了老百姓的恐慌心理，起到了为社会动荡火上浇油的作用。就这样，姚依林既不动声色地耍了邓小平，又把赵紫阳“架在火上烤”。
当时陈云私下里明确反对邓小平的“价格闯关”主张，也猜到邓小平在此事上必败无疑，却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评意见，而是等着看邓小平“走麦城”。直到1988年夏季，社会动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时，陈云知道邓小平的败局已定，于是出面表示，必须立即停止“价格闯关”，实行“治理整顿”，重新恢复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控制。
邓小平在失败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于是，自邓小平宣布“价格闯关”之后，3个月内“价格闯关”一事无成，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动荡则动摇了国民经济。于是中央政府于1988年9月宣布改弦更张，放弃“价格闯关”这一决策，同时决定严格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就此停顿。
六、邓小平诿过赵紫阳也无济于事
掀起这么大一场经济社会风波，又明显是出于一项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思维指导的错误决策，当然得有人出面承担责任。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的诸多方案主要是赵紫阳等人主持制定的，而戴着“总设计师”桂冠的邓小平只直接“设计”过一项经济改革方案，即1988年的“价格闯关”，还未施行就宣告失败，而且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然而，这个错误决策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却让赵紫阳代他受过。
当时邓小平玩起了中共老一套的诿过他人的把戏，他绝口不提自己几个月前动议“价格闯关”一事，也不提他通过向外宾放话对政治局常委会施加压力、要常委会立即实施“价格闯关”决策的情形，更不敢追问姚依林阳奉阴违、明顺暗抗的行径，却逼赵紫阳出来代他受过。赵紫阳不得不在1988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承认，“价格闯关”这一决策考虑不周。这则消息经新华社报道后邓小平安然过关了，而一心致力于推进经济改革的赵紫阳的形象却因这次检讨大为受损。此后他事实上不能再过问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了，经济决策的主导权被反对经济改革的姚依林等计划经济官僚夺了回去。
1988年其实也是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一年，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邓小平不得不让陈云派接手经济决策事务。于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天平开始朝反改革的陈云派倾斜，而陈云的地位则得到了巩固；与此同时，官场中人都清楚，官媒关于邓小平当初鼓吹“价格闯关”的报道历历在目，这是邓小平的一笔不敢在官史中留字的旧账。
这就是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首度发生不利于邓小平的倾斜，此后的“六四屠杀”又导致了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再度发生不利于邓小平的倾斜。在邓小平南巡之前几年，他的“价格闯关”决策不但严重削弱了真正懂得经济政治改革的赵紫阳的地位，而且也大大削弱了邓小平自己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影响力，同时导致陈云的反改革派重振旗鼓，这种局面是邓小平“自酿苦酒”。而陈云派从1988年秋天“崛起”后，其势之大，令“六四”前奉召进京的江泽民也紧紧跟随。然而，陈云派的得势后来也产生了“自种苦果”的结局，于是南巡才成为邓小平翻盘的转折点，而江泽民则成了邓小平“敲头警告”的对象。
笔者会另外撰文讨论，“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南巡之前，陈云派的进一步得势和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