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负责制造和传播恐惧，只负责分析“智障女被拴铁链生育八孩事件”的真相，至于读者个人从什么角度思考这件事，见仁见智。
1、丰县官方回应略写
智障女被拴铁链生育八孩事件疯传网络后，丰县官方第一次回应：
一、98年领的证，不存在拐卖行为。
二、女子有精神疾病，已对其进行救治。
三、丰县民政多次给予董某救助。
1月31日，丰县公安第二次回应：
一、杨某侠（智障女的姓名为董某民所取）于1998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在办理结婚登记时，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资讯进行严格核实。
二、2020年11月，公安机关将杨某侠DNA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资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至今未比中亲缘资讯。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行为。其身份资讯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入调查。
三、2021年6月以来，杨某侠病情加重，经常打老人和孩子。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精神状态稳定后便将锁链拿下。董某民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对其开展调查。
四、2022年1月30日，经会诊，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专家建议：仍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必要时约束保护，防冲动伤人及走失。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五、董某民和杨某侠生育一孩、二孩后，镇计生部门均为其落实节育措施，但因身体原因失效。董某民也多次采取不同方式逃避计生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此后计生部门未及时实施有效节育措施。
2、贩卖恐惧导致舆情一再发酵
事件一再发酵的前提是，当地提供的有关此事的任何消息都无法获得受众信任，因此越描越黑。
市场化的严肃媒体被清除之后，没有第三方机构能对此作出客观可信的解释报道，使此事变成了猜忌人性之恶的黑洞，怎么猜测恶心，怎么猜测黑暗，人们就怎么猜。
最重要的一点，这是一场由攫取流量的自媒体发起的，以刺激女性恐惧情绪为传播手段的流量营销行为。
它戳中了所有女性的所有痛点，只要是女人，看过后不可能不恐惧，不厌恶，之后她们急于抨击和呼告，而在即便是有理性的人在呼告时，却不得不回避“房间内的大象”，而把批判的大棒砸向一句虚无的“男性暴力”和一个更虚无的概念——“社会”。
在以上背景下，我将此事拆分为：
贩卖恐惧
被忽略的现实
本案涉及的法律现状
法律外的丰县
——四个部分
3、什么是贩卖恐惧——疼痛营销？
被狗链拴住的女人，最早在小视频出现时，就没打马赛克，精神病人也是人，无耻地以救助的名义让全国人视奸她，榨干她最后一滴尊严目的是什么——为了攫取流量，如果打了马赛克，观众少一半。
试想，如果是一个疯老汉被铁链拴住，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吗？如果拴住的是一个发病狂叫的疯老汉，肯定还有不少人叫好，栓的好！免得放他出来咬人，甚至强奸小朋友。
可拴住的是个女人，还是个脸洗干净，长得不难看的女人，这让所有女观众立即产生强烈共情，仿佛拴住的就是自己，更有好事者将网上某位走失于四川的美女照片与被栓女照片拼贴，试图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坐实一个“女精神病患者被拐卖当穷光棍性奴”的故事。
无良自媒体将栓铁链女照片和四川某失踪美女照片拼贴，对比二者的相似性
在这个黑暗故事的强刺激之下，真相不重要了，被凌辱被奴役的恐惧更重要——这种恐惧来自每个女性单独走夜路时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实质是对男性性暴力犯罪的原始恐惧。而这只是第一重恐惧。
接着，那一院子八个鼻涕娃带来了更大的恐惧——这个可怜的女人被该死的光棍当成性奴又被迫变成生育机器！生八个孩子该是多少次强奸的结果？
于此同时，移动电话上还有两类小视频成为爆款，一是都市女白领回乡被父母花式催婚。二是某白领放假回县城，一星期内被介绍相亲对象二三十个，光棍汉在门外排起了长队；在女权主义的今天，在都市白领纠结于一线留不住，三线回不去，好男人死绝了，相亲对象都是屌丝，再不生就生不出，又不愿成为家庭附庸生育机器——恨嫁，是因为找不到金龟婿，恐生，是因为怕身材走形，择偶机会消失以及养不起的今天——有个女精神病患者被光棍用铁链拴住，生了八个娃！这个恐怖视频暗含了以上所有焦虑的最悲惨答案——女观众面对移动电话，在灵魂深处发出哀嚎，
而始作俑者进一步精明地指出，这个女精神病患者“会说英语”——这叫选择式披露，精准营销，戳向懂英语是普通技能的都市剩女滴血的内心，人们在移动电话上肉眼可见地看到她们发出怒吼，这该死的男人，该死的一切。
在被愤怒和焦虑淹没的怒海中，少有女观众会理智地想——凡是阅读本文至此的女性，没有被拐卖的可能，因为日常她们生活在高度法制化的都市，因为她们一直身怀警惕，为了爱情也为了识别男人，她们从小就练就了一身男女相处的本领，傻子才会被骗，极少数人才会被拐骗，这是常识。
至于“女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英语”，看电视跟着说yes，No，小学文化会说来是come去是go，这算会英语吗？
更少有人会想，在当下的法治社会，婚姻这个东西，你不想结，就可以不结，你不想生孩子，就可以不生，没有人逼你做生育机器，你完全可以做你父母的主。你真正焦虑的是遇不到好男人，担心给穷鬼做了生育机器，然而，你千方百计选择生活环境、建设自我、不就是为了躲开最坏的结局吗？
本案映射在女性脑海中的恐惧，有一半内容建立在猜测之上。我们先来看另一半的现实。
4、被忽略的现实
我做记者时，长期关注有关精神病人的社会问题：在我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监护人是直系家属，而精神病一旦生成，终生不能治愈，长期患病后只存在两种状态，吃了药是目光呆滞贪吃贪睡的傻子，不吃药是搅得人不得安宁的疯子。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是指常见慢性重疾患者家庭，比如老人瘫痪在床，儿女耐心有限。实际上精神病患者家属更煎熬，面对一个疯子，你的亲属，你躲不开的人，你不知该治疗这个病人，还是要打骂一个处处给你制造事端，给你的水杯里吐痰，还要无止尽花你的钱的疯子；作为正常人，夫妻可以离婚，父子可以绝交，而精神病患者家属却要负担一个疯子的监护义务，这是经济和感情的双重煎熬。
2009年起，我郭将部分精神病药品纳入城镇医保范围，这意味着不是城镇户口的精神病人家属依然要全自费负担药费；而更贵的不是药费，重症精神病患者根本不适合生活在正常家庭，合情合理的去处应该是精神病医院，俗称疯人院。
所有精神病医院，都有代养患者的服务项目，效果就是把患者放进托儿所，包吃包住包治疗，一直管到死，定时探望，按月续费，目前这个费用每月折中价格大约在两千元，根据城市消费水平不同而浮动。对于绝大多数工薪家庭，这费用很贵，因为要养一辈子。而这种专业医院，在十八线县城根本没有，因为没有消费市场。在大多数城市的低保费用徘徊在人均四百元的现在，即便给精神病人申请低保也根本住不起疯人院，何况农邨低保额度更低。
结果就是，一部分精神病人患者家庭选择了遗弃，或者患者离家走失后家属并不寻找。
所以——你才会在城市的立交桥下，过街地下通道，不时能看到流浪的疯男人、疯婆子，你关心过他们的身世吗？另一个问题是，人们的确少见流浪的年轻女疯子，因为她们中的一部分成了为农邨光棍暖被窝的“媳妇”（这个比例肯定是极少数，但被个案放大后就触目惊心）。
路遥著《平凡的世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写到八十年代陕北双水邨有个半疯的汉子，独居在土窑洞里，中年时，邨里人给他找了个流浪在邨里的疯女人为妻，还生了个半疯的儿子，这被视为善事。这对父子最后在邨长办的砖窑上打工，即解决了这家人的温饱，又为邨长带来了劳动力，被乡邨世界视为邨长的善举。
贾平凹的《极花》不仅写了农邨贫困户娶拐卖妇女为妻，还写了给光棍暖被窝的女疯子。
史铁生著《我与地坛》有这样一幕，八十年代，北京地坛公园，一个穿着裙子的智障女孩在玩耍，路过的流氓频频掀起女孩的裙子，女孩惘然不知，史铁生摇著轮椅准备上前制止，这时女孩的哥哥骑着自行车赶来，轰走流氓，责骂妹妹：谁叫你跑出来玩？！但他看了看眼神呆滞的妹妹，又闭了嘴，默默地为妹妹整好衣衫，用自行车载着她回家了。
史铁生写到：当哥哥看着智障的妹妹，看着上帝开的残酷的玩笑，除了默默地带妹妹回家，似乎别无他途。
注意，这是在所谓全国文化素质最高的首善之都，也避免不了这种人性深处的恶。
所以，此事的第一个有价值的公共议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抚养问题。是社会福利的兜底问题，显然大部分人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有多大，以及正确答案是什么，但他们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而是转向了刺激女权，因为这是最吸引眼球又相对安全的传播策略。
5、本案涉及的法律现状
在打击刑事犯罪层面，公允的说，我郭贩卖妇女恶性案件数量一直在下降，这并不是人的作用，而是科技发达，资讯爆炸，以及天网工程之下无所不在的摄像监控头，老旧的刑事犯罪的难度在提高，街上已经很少见偷钱包的小偷，因为扫码支付了，小偷们都改网上诈骗杀猪盘了，你如果不是钱包鼓胀，网恋为情所困，还想着用钱生钱的人，根本不用担心会被网络骗子盯上。
另一方面，强奸，贩卖妇女等针对妇女的刑事犯罪永远不会在人类社会消失，因为犯罪永远不会消失，就像猫再多，老鼠依然有空间，关键是要用猫来震慑和遏制老鼠的数量。
然后才谈得到丰县欢口镇本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如果当地两次回应都是真实的，那么，在1998年8月为董某明杨某霞注册结婚的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之外，该县涉事的其他官人很难说有具体的违法行为。
现行《民法典.婚姻法》中未规定精神病患者不能结婚，因为不论自身患有何种疾病，都不应被剥夺结婚的权利。
《母婴保健法》第9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
但《母婴保健法》是行政法规，它的约束主体是医生及医疗行政机关。但如果董某民不带杨某霞做婚检，医生恐怕没时间没责任精准下乡现场婚检吧？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是间歇性发作的，如果董某民带着杨某霞去欢口镇民政办领结婚证的时候，偏偏杨某霞神志清晰，说了“我愿意”，而杨某霞又持有董某民为她在街上花二十块买的第一代假身份证，（第一代塑封身份证造假工艺极为简单，由此推断，董某民有可能涉嫌伪造证件罪，起刑一年半。）。似乎民政办工作人员也没有不办结婚证的理由。
而实际上，在今后的“调查”中，当年的民政办工作人员多半会用以上借口来搪塞纪委的调查人员。毕竟给傻子买颗糖，就能骗她说我愿意。毕竟领结婚证没有法定必须做精神病鉴定。
6、法律外的现实
如果，当年民政办查出杨某霞是个流浪的傻子，并不让她结婚，按“理想正义”该怎样解决呢？从现在看过去，依然找不到她家人，因为2020年的公安部资讯库比对，DNA比对也依然没找到她家人，何况22年前？
那么按“理想正义”只有上报丰口县，由县民政局出面，代养在县精神病医院，才是正途，如果县里没有专业医院，那就由县民政出钱，代养到省会南京的医院——你看，人们又无视房间里的大象了，如果此事在未曝光前，能得到如此完满的解决，那么意味着我郭精神病人的赡养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何来社会问题一说？
另外，你自家亲人都不愿意养，遗弃社会，还指望“房间里的大象”替你养？这是大象的逻辑。
另，强奸精神病患者是重罪，可至死刑。但第一需要给患者进行医学鉴定；第二，拿到结婚证之后的婚内强奸的举证历来都是司法难题。
更大的难题在于，在已经生育一胎之后，如果要依法阻止这桩悲剧，执法者必须要面对孩子爹是强奸犯，妈是无生活自理能力的疯子的棘手局面，按“理想正义”，此时的执法者不但要审判强奸犯，还要赡养一个孤儿和一个疯子，所以在生了两个之后，他们的解决策略是给女人上节育环，但是没效果。
就个案而言，这位不知道自己身世的病人的确是人间最悲苦的一颗野草。但如果客观拨开草叶，你发现罪行在法律之外，又在法律之内——女人的父母血亲有没有罪？房间里的大象有没有罪？
丰县八孩女的“丈夫”罪魁祸首董某民和八个孩子
而自媒体传播者即想避开大象，又想站上道德高地，还想刺激女性，引发传播，于是都认为光棍董某民，以及董某所代表的男光棍是罪魁祸首。
而该死的董某民的狡辩理由至少有两条：第一，难道当年我爹应该看着这个疯女人饿死在县郊野外，不把她带回家才是对的？而我们把她带回家给她吃穿，还要像奶奶一样供著？就不能当成媳妇睡觉？难道她生的八个孩子将来就不可以为她养老送终？
而最恶毒的那个董某民似乎应该不回避问题，他可以直接回怼漫天的叫骂声：我在乡里信誉良好，是个踏实受苦人，笨，但会种庄稼，自食其力，我只不过是穷的去不起媳妇，邨里人也不讨厌我，不然民政办也不会开绿灯，难道仅仅因为我穷，就该打一辈子光棍？连自己捡一个亲父母都不要的疯女人都不行？我就该撸管撸一辈子，撸出血？
答案是：对，这个社会法则说，穷就该打一辈子光棍，不然你就是犯法。那么你猜这个身处最底层的光棍会不会犯法呢？他最想侵犯的对象会是谁呢？
移动电话上流传的另一类爆款是，江苏，安徽的农邨娶妻彩礼已经涨到有房有车外加三十万了。甘肃农邨的彩礼二十万起，但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过四万。针对这一现实，房间内的大象难有作为，因为是计划生育四十年外加男尊女卑的传统，催生的这一切。解决的方案永远在民间，君不见，虽然逃婚骗婚现象严重，但越南新娘，缅甸新娘的灰色广告依然满天飞，倒是这些爆款新闻，都市白领女权领袖一律视而不见，仿佛买个越南新娘就不是物化女性了，或者说物化别国女性不在田园女拳的视野之内。
7、结论
凡能看到此处的女性，不可能被拐卖，不可能被性侵，因为你有文化和理性，你知道你生活在相对安全的法制环境。你不会把自己逼疯，也不会贪图小利上了人贩子的当，你不过是在寻找理想的配偶和更理想的生活，你离底层很远。
而在任何社会的底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你都会看到马路边臭水沟睡着犯隐的瘾君子，贫民窟比中产社区更容易发生性侵和暴力案件。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我们老祖宗的祖训，所以无论男女，追求向上的生活是没错的。另一方面，完善底层福利，让穷人有温饱，能降低犯罪率，能促进社会长治久安，也是全球共识。而改善底层福利，是大象的工作。我就不讨论大象了。
作为女性，哪怕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正常人，也该看到，本案是众多恶性个案之一，个案，即个别案例。背后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们在发生，有能讨论的和不能公开讨论的各种原因。
而如果你只被恐惧刺痛，只想宣泄恐惧，那么你就成了无良自媒体的营销对象，你的每一声哭喊，每一滴眼泪，都换成了廉价的点击量，让推波助澜者在移动电话后面一面说傻子真好骗，一面暗爽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