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作者是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部的王诗敏。在中共党史上有特殊地位的“长征"，其真相早已被中共歪曲。而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谓“中央领导”更是舒舒服服的躺在担架上，被抬着“长征”。
文章中承认，“当前，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既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挑战，也包括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风险挑战。”
严格地说，这不是作者的观点，而是习近平长期以来的判断。2021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习近平对所谓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些讲话内容。
早在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就说：“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亲口承认，“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2020年10月26日，习近平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史料揭示，长征的真实情况是1933年10月17日，遭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已无力自保，只好逃出江西瑞金、萼都等根据地，开始向湘西方向的万里大逃亡。因此，所谓的“长征”说到家是“长窜”。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断要求学习所谓的“长征精神”，其潜台词无疑是承认再度面临生死关头。
造假宣传和担架上的“团团伙伙”
在中共的造假宣传中，把“长征”虚幻成北上抗日的“艰苦卓绝的壮举”，说成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吃皮带充饥，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撰文说，被中共删掉的何涤宙所写的《遵义日记》文献价值最高。这本日记却写了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在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中担任参谋团秘书长，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和新四军秘书长的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忆文章中也曝出红军“长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困难时有酥油，还有锅贴、水饺、火腿、羊肉吃。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
中共一直宣传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跟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真实的情况却是，毛泽东等所谓“中央领导”舒舒服服的躺在担架上，被抬着“长征”。
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开始形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三人集团”，他们躺在担架上商议谋划怎样夺取党政军大权。
这个“三人集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
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中共领导“坐担架”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情之一。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