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1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
此前十天，他被扣上了四顶帽子：
逼死他的最后那根稻草，是无中生有的污蔑：他与下属女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死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痛心疾首，除了一通勃然大怒的电话之外，就只有仰天长叹了。
遗体火化后，他夫人默默把骨灰捧回家，没有葬礼，也不敢有任何纪念。
在新冠病毒已经在地球肆虐2年的今天，我们应该记住他。
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他的研究，让中国提前世界16年消灭了天花！
他被誉为“东方巴斯德”，世界“衣原体之父”，是真正的疫苗之王，他曾是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为自己的祖国创建无数功勋。
但是他却“畏罪自杀”，成为一个被我们遗忘的人！
01
名将可以靠百战
名臣可以靠历练
然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
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
…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这样描述：
大半的人在20岁或者30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改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一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这段话戳中人心，却并非人世真理。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有这么一个年轻人，23岁博士毕业，24岁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协和医院进修，因表现优异，27岁时被推荐到哈佛大学深造，30岁获得导师强烈推荐留任哈佛工作。
他的每一步都行走在巨人肩膀上，即便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也是上帝的宠儿，人生的赢家。
以他的天资和勤勉，顺着这条路走，举世成就唾手可得。
可就在30岁的档口上，上天给了他另一个选择：回到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中国，参与筹建一所只有二十多名学生的学校并出任教员。
显然，他背离了现世的大众期待，选择了后者。在后者之后，他甚至一度放弃学术，走上战场行医。
有人说，是命运扼杀了他的理想，他却坚定地说，“这不是命运，是我个人的选择。”
没错，此后的数年里，命运仍是对他频繁惠顾，是他自己一次次选择了艰难。
其实，无论哪种选择，他都将为世界留下大笔财富。
只不过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去体验真正的“人味”。
他叫汤飞凡。
2003年，当“非典肆虐”，人人自危的时候，一位卫生部的高干禁不住感叹到“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02少而有志，不负青春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汤家本是一个名门望族，然而战乱烽火之下家道早已中落，其父其时设书馆维持家计。
从小聪慧好学的汤飞凡，并未被送到自家书馆就读，反被父亲送到几十里之外的何家义塾，所谓易子而教。在这里，何家少爷何键对他青睐有加，小小的他即被许以一女。
汤飞凡在这里完成启蒙教育后，进入长沙城南小学堂接受正规学堂教育，毕业后进入工业学校，学习机械制造。
在这一阶段，潜心学习之余他会跑到有机械装置的矿区学习观摩，科技兴国是他内心的坚定信念。
在一次与时任湘雅医学院校长颜福庆的偶遇中，汤飞凡第一次接触了显微镜。透过这个显微镜，他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微生物世界。
这一次接触，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从工学院退学，去医学院学医。湘雅医学院是中美合办校，他英语水平不过关，不被允许入学。
于是他许下豪言，英语学不好自己走人。而后一年破釜沉舟废寝忘食的学习英语，直至可以与美国考官顺畅交流，正式入学。
从这所医学院开始，他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篇章。7年后，一起入学的18人，仅十人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湘雅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合影
没有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进医院或开医馆行医，毕业后的他到协和医院进修，开始系统学习医学实验方法。
他的志向，仍然与显微镜分不开，他想研究病毒和细菌。他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行医救人是杯水车薪，他想找到一种方法，可以预防人生病。
在这种信念的坚持下，短短三年他便学有所成，被院方推荐到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
协和医院进修期间，他正式迎娶了已成为国民党湘军团长的何键二女何莲。随携何莲一起到了哈佛。
在那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专研，日日与病菌打交道，与同事一道发现了病毒可过滤，能离心，有生命、能自我复制等诸多特性。
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青年时代的汤飞凡先生
三年的深造期结束后，一贯看重他学术造诣的导师秦瑟教授希望他留校工作。
这并不背离他的初衷，举世无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氛围，可以很快助他实现医学救国之愿。他答应下来。
可不久之后，一封来自恩师颜福庆的信，让他重新思考起自己的人生使命。
二十世纪之初，举国上下无一所自己的高端医学院。时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颜福庆便想着要筹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
作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颜福庆终身致力于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
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批允后，颜福庆便在上海开始筹建中央大学医学院。时下资金紧张，教员奇缺，他想到了自己的爱徒汤飞凡。
就在这种情形下，汤飞凡义无反顾的携家眷回到上海，担任起中央医学院当时尚不存在的细菌学系的一名副教授。
汤飞凡及其家眷
与此前在协和医院和哈佛医学院先进的实验条件不同，新的医学院连件像样的仪器设备都没有。
满目疮痍的情形下，汤飞凡没有顾虑，没有畏惧。他捐出自己随身多年的显微镜，东拼西凑勉强设立了一个病菌研究实验室，并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开展病毒学研究。
也是上天对他的再次眷顾，颜福庆出于对他的爱护，推荐他担任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
这一职位放在现在，就是500强外企高管。这里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汤飞凡有了进行较复杂研究的机会。
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外，还作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
短短几年，他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20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三七年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
03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疫苗之神
1937年，汤飞凡结束了在英国为期两年的进修，回到上海打算继续研究沙眼病原体，这一次，等待他的却不是8年的研究时间，而是8年的战乱。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炮火迅速蔓延了全国。战火快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作为英租界内的科研精英，汤飞凡本可继续埋头实验，可是民族存之际，他绝无心科研。他放下工作，报名参加前线医疗救护队。
出于对他的保护，他被分配到位于宝山的救助中心。然而他对此仍不满意，急切盼望亲临战场。经多次要求，他被分配到一线救护站，在离火线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
踏着战士的鲜血，他跟着医疗队转战在宝山、闸北、苏州等地，积极开展救死扶伤之事。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汤飞凡本可以安心躲在租界中，为抗日呐喊助威，可他却和妻子一起走上前线，参加了前线医疗救护队，与战士们一起出生入死。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救护队在前线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研究所，此时租界虽仍歌舞升平，可他早已无心研究，这时汤飞凡任职的雷氏德研究所邀请他去英国继续工作，又是颜福庆，再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这一次他仍然选择留下，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安排，到新迁至长沙的中央防疫处参与重建工作。
中央防疫处成立于1919年，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产、研究专门机构，也是当时全国主要甚至唯一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
抗战期间瘟疫猖獗，国家急需重建中央防疫处，而汤飞凡，则是重建任务的不二人选。
位于昆明西山附近中央防疫处实验楼
抗战8年，内战3年，11年过去后，汤飞凡建立的中央防疫处已然颇具规模。
在抗战中，伴随着全国主要城市的沦陷，在短短三年内，中央防疫处先后从北京到南京，再到长沙。汤飞凡到长沙时，防疫处已濒临解体。卫生署接受汤飞凡的建议，决定将防疫处迁往昆明。
彼时全国上下都是水深火热，根本没有资源可供汤飞凡选择。满目疮痍之下，只得自力更生。
没有处所，他四处奔走借到信用贷款购地造房，并自己开荒种树，铺设道路；没有收入，他组织家属养猪种菜，满足日常所需后还能有所盈余；没有材料，就想法设法回收利用且保持科学卫生标准。
中央防疫处群体技术人员合影留念（前排右三为汤飞凡博士）
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
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就是在这种令人震惊的匮乏下，汤飞凡带领着团队为抗战生产了大量急需的血清和疫苗，为战士的健康保驾护航。
除了生产之外，汤飞凡认为防疫处还应肩负各类传染病的控制研究。他及诸多科学家们在工作之余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杂志和书籍，每周在汤飞凡家中举行读书会，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加小编微信：rili1979看更多好文
这期间，中央防疫站研制出了第一支国产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研制了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生物制品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未来微生物学、免疫学的骨干……为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
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实验处。其时原北京旧址已被日本人损毁，汤飞凡只得各方斡旋再次重建了实验室。
在这里，他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培养了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制出了中国自己的鼠疫减毒活菌苗、狂犬疫苗、白喉疫苗、黄热病疫苗；发明了乙醚杀菌法大幅提升牛痘产量，使中国消灭天花早于全球16年。
正是以他为首的一代科学家们，凭着敏锐的科研思路，完善的实验计划，才得以使当时的中国防疫事业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世界各国，他被尊称为“疫苗之神”。
04不畏强权畏人心
在汤飞凡的心里，装着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防疫思路。回到北平后，他着手生产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的延续使该计划成为泡影。
看到自己辛苦拯救的国人，马不停蹄的自相残杀，他心情很复杂。北平行政机关瘫痪之际，一封卫生署的电令到来，要求他转至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这封电令之后便无任何指示，他四处奔走探问仍无所成。
适逢政权混乱交替之际，哈佛大学再次邀请他前往，亲友们甚至为他买好了赴美的机票。心灰意冷的他本已应允，却在临行数小时前决定留下。
他对妻子说：“去为外国人做事，我精神上不愉快。我是炎黄子孙，总不愿背离自己的祖国，我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这一决定，让中国的卫生防疫界多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却也是世界防疫前沿的一笔损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后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在后来的几年了，除了让各项防疫工作步入正规，让疫苗接种走向全国各地，他开始关注自己几度中段的研究—分离沙眼病原体。
他来到北京同仁医院，找到眼科主任张晓楼请求采集沙眼患者样品，张提出项目由双方合作完成。
虽然项目没有临床实验的需求，虽然他可以利用中央的关系强压，但汤飞凡没有名利之心，他只要求合作顺畅，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
他带着助手每周到沙眼门诊工作半天采集病例样本，夜以继日的分析观察，对沙眼病程有了较清楚分析，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例沙眼的动物模型。
上千次的动物实验，均告失败。而后大胆尝试，决定使用鸡卵黄囊作为实验材料对病原体进行分离。在没有任何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减少了抗生素的用量和抗生素与沙眼样品的接触时间。
1956年8月10日，汤飞凡与助手如往常一样来到了实验室，这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实验。传了3代后，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体被分离出来了。
这株病原体就是著名的TE8。
汤飞凡、陈正仁等生物制品老专家在实验室
本着对实验负责的态度，他没有立即发表论文，转而用一年的时间继续实验，确保分离的可重复性，进而对病原体的可靠度进行分化传代、动物实验等论证。
1956年他发表了实验成果。赞叹声之外，他听到了异议，认为他分离出的病原体并不能引起人类的沙眼。
他决定以身试毒——命令助手将将沙眼病原体滴入了自己的眼睛。沙眼症状很快出现，在40多天里，他坚持不治疗，收集可靠的临床数据，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1957年他将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世界各国利用他的方法先后分理处沙眼病毒。有了病原体便可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并快速找出治疗和预防的手段。
沙眼的防治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就得到前所有有的进步。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导致了微生物分类的重大变革，增加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为沙眼衣原体。
沙眼衣原体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1980年，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由于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可是IOAT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今天国际上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编著），病理学教科书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8th ed(Kumar等编著），任何关于衣原体的综述，都写到 Dr. Tang,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
然而，这一切汤飞凡已无缘亲见。1958年9月，拔白旗运动下，作为生物制品所时任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被首先拔出来了。
拔白旗运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比抗战更为可怕。仅仅3天的时间，汤飞凡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他是一位有傲骨的倔强科学家，他宁愿庄严的死去，也不愿无端的受辱。
1958年9月30日凌晨，年仅61岁的汤飞凡在北京自尽，与世长辞。
本属于他的荣誉，在当时却是被这样窃取的：
05成就非凡永留名
所幸，汤飞凡之妻奔走数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作废当初给张、汤二人合制的奖章，重新授予汤飞凡沙眼金质奖章。
他死后十多年，国内也开始给他正名：
1979年国家卫生部为汤飞凡举行了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1982年中国科学院追授汤飞凡的沙眼病毒研究以二等科技成果奖。
1992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以纪念中国这位世界上最早发现沙眼病毒的著名专家。
虽然一路坎坷，但他仍在一片狼藉中走出了一片辉煌。他是全球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世界“衣原体之父”，他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功臣，人民救星。
然而，时至今日，汤飞凡，却仍然是一个常年只在医学界传扬的名字。
我们忘却的太多，太多人只顾着羡慕他人的金汤银匙，关注着纸醉金迷莺歌燕舞，却不知道当年中国大地上的这些仁人志士。
二十岁时，我们朝气蓬勃，眼里放光，对社会充满期待，对一切兴致勃勃。
然而一过三十岁，有不少人就开始麻木了，总自觉活得像行尸走肉，沉浸在回忆里慨叹过去的美好。
因为大多数人，都走不出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描述的那个魔障：过了三十岁就脱离了人味。所做所想，大抵都是别人所想所做，并非自己。
如是，我们亲手造就了自己的平凡，转而还埋怨世道不公，人心不古。
像汤飞凡一般敢于为公的科学家们不计其数，他们拯救了劳苦的大众。却不曾想，他们无法拯救后人迷失的心。现今当下，像崔永元一样的斗士站出来了，向腐蚀社会的毒瘤发起了强烈抗争。
这是一场真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举国上下为正义良善的倡议。为什么？为了心灵的平和。
年轻的我们，有的是时间，缺的是斗志。在本该奋斗不息的时候，选择了挥霍自己的时间。
我们可以甘于平凡，但是在内心深处，需要多一份对人生的敬畏，对生命的虔诚。去寻找真善美，去感恩仁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