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学问令人敬佩，但是谁能想到，他居然连个象样的文凭也没有！这是先生的侄儿陈封雄披露的。他说：“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他本人终其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174页）
这与我的印象有些出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书中说，陈先生六岁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十二岁就读于自家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十三（其实还不满12周岁）时，他与大哥赴日本求学，成为一位少年留学生。顺便说一句，在《吴宓自编年谱》中，有“陈寅恪君……年十一，留学日本”的记载。吴学昭女士在整理时所加的按语是“此处疑为年十五之误”，可谓误上加误。
两年后，陈寅恪利用假期回国，与二哥一道考取官费，再次东渡日本，可惜仅仅一年左右，便因脚气病中断学业被迫返回。随后，他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49年以后，陈先生在第七次交代的底稿中说，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
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毕业以后，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两年后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来又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归国。在此期间，他曾与另一位侄儿陈封怀谈起欧洲的情况。据陈封怀回忆：“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此说似乎有误，陈先生好像没有在英国求学的经历。
1918年底，陈先生再度出国。这一次他本来要去德国，却因为“欧战尚未完全结束，遂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深造。在那里，他与吴宓订交，吴在日记中对他多有赞誉。1921年，年过而立的陈先生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直到1925年他才回国，应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据陈封雄说，抗日战争后期，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他护送六叔（陈寅恪排行第六）一家前往成都就职。到校以后，叔侄俩谈起欧美教育。封雄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陈先生还说，自己从二十岁到德国，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很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封雄把这件事向自己的姑父俞大维提起，俞表示陈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俞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为了学问而不是学位，为了求知而不是名利，乃是陈寅恪对教育的最好解读。这些年来，国人对考大学和考研趋之若骛，许多人是为了一张文凭和找一个好工作。对于这种现象，陈寅恪早有批判。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样浅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工程技术是以科学为根本的，舍本求末，充其量，也只能是“下等之工匠”；何况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所谓最实用者，就成为最不实用的了。
这些话，对于今人应该有所启发。
2022-03-04
